本文摘自陈雪《云南跨境婚姻移民：
一项多元交织分析研究》
云南跨境婚姻移民：
一项多元交织分析研究
陈雪 著
2018年6月出版 / 89.00元
ISBN 978-7-5201-2601-4
进入21世纪，伴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我国大陆地区，从区域内部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婚姻移民传统型输出基地，逐渐转型为兼具婚姻移民输出与输入功能的移民“中转站”。大量来自越南、缅甸和老挝的毗邻国女性移民在以云南为代表的边境农村与当地男性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命历程。婚姻移民在边境地区的剧增和向内陆的扩散引起了来自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不仅成为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治理难点，也成为包括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各专业共同关注和参与探讨的研究热点。
跨境婚姻移民的特征
结合各个部门的调查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的观察与数据统计，不难看出跨境婚姻移民剧增现象已成为云南省一个备受各方关注的显性问题。在跨境婚姻剧增现象之下，婚姻移民在人口特征、发生区域、身份问题等方面都出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跨境婚姻移民以女性为主，大量周边国家的女性通过跨国通婚方式，成为云南边境地区的长期/永久性移民。
第二，跨境婚姻移民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空间上属于短距离跨国迁徙，跨境民族构成了婚姻移民的主体，跨境通婚并不仅局限于族内通婚。
第三，跨境婚姻集中发生于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跨境婚姻夫妻双方都呈现低学历、低技能的特征，新组建的家庭内生动力弱，贫穷成为大多数跨境婚姻家庭面临的共同困境。
第四，跨境婚姻缔结的方式多样化，跨境婚姻的商业性逐渐显现。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跨境婚姻呈现的商品化特征相比，云南跨境婚姻是一种短距离的跨国通婚，其缔结的过程正是地缘、亲缘和族缘关系的映射。
第五，婚姻移民身份与跨境婚姻同时呈现“非法性”的特征。“非法性”成为云南省跨境婚姻移民治理中难以回避的制度困境，在各部门的多份调查报告中也都作为重点提出。
“非法移民”的由来
移民的“非法身份”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社会建构。身份的“非法性”并不是自然附着在某类人群身上，用于定义其特征的某种天然属性，而是由国家和移民法律共同圈定的，在国家语境下享有权利的主体范围。“非法性”产生于移民政策自身的演变，以及国家建构与对劳动力外来输入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性中。
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移民一样，云南边境的跨境婚姻移民的“非法”身份也是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国家的建构和佐米亚山地空间的瓦解逐渐产生的。由于我国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边界划分于1961年，1993年和1999年才分别完成，国家力量对边界控制的强调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族群、地缘与性别的深刻烙印使婚姻移民的法律身份在族群空间与国家空间的互动对话过程中动态变化，既包含限制排斥，又在悬置中具有弹性和张力，时而被驱逐甚至遣返到国家边界之外，时而又在突然裂开的缝隙中抓住机会，“幸运”地成为国家公民，从而脱离犹如阴影笼罩的“非法”身份。但更多的时候，大多数婚姻移民只能成为同时被输出国和输入国剥夺了公民身份的“无国籍者”，成为游离在现代性时空之外的孤独群体。
在前佐米亚空间特殊的无政府多族群生态空间样式的影响下，直到今天，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族群依然是云南边境的主要居民。学者Elena指出：“在这个特殊族群共同的生产空间基础上，为确保国家边界的绝对权威，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对跨境民族的分类和定义，实施对这一地区国家边界的第一次划分。但是对族群的划分与分类并不能阻挡跨境族群在私人空间的交往，尤其是亲密关系的缔结。20世纪60年代云南边境曾与周边三国达成了“不提倡，但也不禁止边民互婚”的协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我国户籍和身份证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婚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建立在跨境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才作为这些政策难以控制和管理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但在早期，一方面由于跨境婚姻移民进入云南边境的单向剧增趋势尚未形成，跨境婚姻是以一种区域内部相互往来的通婚传统呈现，且我国与人口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因此进入云南边境的跨境婚姻移民常常能够在地方治理语境中，通过纳入家庭户口再办理身份证的形式，在悄无声息中完成归化（naturalization）。在对德宏州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这一地区的婚姻移民妇女都坦然承认自己是从缅甸“嫁过来的”，但都办了中国的身份证和户口。
案例12：1967年出生的芒市街坡村的傣族妇女T，1987年与丈夫P在缅甸相识并成婚，婚后两人回到芒市定居，并以家庭作坊的模式加工粉丝，自产自销维持生计。T是当时村里第一个“缅甸媳妇”，她和丈夫所居住的街坡村原本离芒市老城就很近，在改革开放的城镇化进程中，已经成为新的芒市城市空间里位于中心地带的一个傣族聚居寨子。T结婚不久后就在当地办到了户口和“身份证”，但同时，尽管不识字，她还是专门用一个铁皮盒子，把自己缅甸的马邦丁（身份证）仔细保存了下来，同时拥有马邦丁和身份证，使她事实上拥有了并不被中缅法律所承认的“双重国籍”。她并不避讳谈论自己的“身份”，她说：
“这个身份证是我老公去跑来的。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反正也没太费力，就是（街坡）寨子里面开了证明，办了结婚证、户口，后来嘛又办了身份证。马邦丁也没得人要收，我就拿着了，回去那边（缅甸娘家）的时候就用马邦丁方便点，再说多个身份多条路。”
T保存的“马邦丁”（缅甸公民身份证）
T在中国办理的居民身份证
同一个寨子里另一户Y姓人家，过世的婆婆FZ和儿媳DS都是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和2011年从缅甸“嫁迁”过来的。但是两代跨境婚姻移民却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待遇。婆婆FZ和T一样有户口和身份证，媳妇DS在当前的法律规定范围内完全不可能获得“合法”的身份。
滇东南与越南交界的边境地区，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越南发生了战争，使得中越关系与中缅、中老关系相比显得更加复杂，但从对该地区麻栗坡县天保镇的田野调查，以及学者周建新在其《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一书的访谈资料来看，即使是在战争期间，边境地区中越之间族群交往与通婚也从未间断过。以麻栗坡县石笋村为例，该村位于中越老山战区，两国部分边民仍然在战火中跨越雷区，结成连理。尽管当地政府对跨境婚姻移民阶段性地采取过严厉的遣返、罚款的惩戒和阻断方式，但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跨境婚姻移民，还是采取过区别对待的政策。根据周建新的调查，云南地方政府对1978年以前入境的越南跨境婚姻移民是通过补办户口和身份证的方式，赋予其中国公民的身份，而1979年以后的跨境婚姻移民则被迫与“合法身份”绝缘。
进入2000年后，伴随跨境婚姻移民流向和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婚姻移民的“非法性”问题同时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认为“非法”婚姻移民的大量涌入同时对我国“人口安全和国家认同造成了影响”。对人口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无序增长和人口素质下降两方面，称跨境婚姻家庭对当地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冲击，致使当地人口数量的“非法”增长；此外跨境婚姻还在教育程度及健康水平两方面对下一代人口的质量带来负面影响。而婚姻移民“碎片化”的国家认同感也会对其配偶和自身的国家认同感产生直接作用。因此，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成为亟待面对和治理的“社会问题”。面对单向流入、持续剧增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起初政府希望通过更完善的身份管理和严格的政策将其阻挡在边界之外。在中越、中缅边境地区访谈期间，当地的村民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致表示，2000年以后要想再给“新嫁过来”的人“搞个”户口越来越难。而云南多地乡镇政府专门成立“三非人员”（三非人员指非法入境、非法拘留和非法就业）治理办公室，在这一时期进入云南边境的婚姻移民，很多都有过被遣送回原籍国的经历，但这种方式在毫无屏障的边境地区作用甚微，在执行遣返政策期间，跨境婚姻移民不降反增。
案例13：文山州麻栗坡县天保镇一个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镇政府工作人员WYL说：
“我们也是左右为难，上面的政策要执行，下面都是乡里乡亲，有些讨越南媳妇的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亲戚和朋友，你说怎么遣返？还不是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或者象征性地送过去，或者喊她们自己回娘家躲几天，过后回来就行了。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不查也就好了。”
于是，云南边境地区的各级政府很快停止了跨境婚姻移民的遣返行动，转而对婚姻移民，无论其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渠道，都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但同时也加紧了对身份办理的审查和管控，对婚姻移民的身份合法性诉求采取了“关门行动”。无法解决身份合法性问题的跨境婚姻移民很快发现，尽管伴随政府对跨境婚姻移民态度的转变，她们可以在边境地带来去自由地穿梭，也暂时躲开了被遣返的阴霾，但没有身份证和户口的她们，很快成为政府心目中的“非法移民”、“黑户”，生活处处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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