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张英
10月30日下午，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金庸去世的消息，被新闻媒体公布后，在海峡两岸港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金庸儿子查传倜在第一时间这样悼念父亲，“有容乃大侠客情，无欲则刚论政坛，看破放下五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
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到高校的大学生和教授，从文化艺术界的作家、学者，演员、编剧、导演，到海内外当红的企业家、科学家，海峡两岸港澳的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对金庸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0月31日，金庸老家的浙江嘉兴海宁的金庸故居，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大批读者前往两处参观，缅怀送别金庸先生。
当日，受金庸家属委托，金庸个人旗下的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31日发出讣告，“査先生丧礼将以私人形式举行。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将于11月12日至30日设置吊唁册，供公众致意。”
而金庸老家袁花镇新袁村的金庸旧居，与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在金庸出生的老屋里设了灵堂，供当地的亲友和全国赶来的大批读者哀悼追思。
金庸的祖籍地，江西婺源官方宣布，为纪念辞世的金庸先生，遵照金庸先生遗愿，婺源县决定将县城内“才士大道”正式更名为“金庸大道”。一天时间里，“金庸大道”的新路牌已全部安装到位。
随后两天，中国海峡两岸和港澳的政治领导人也纷纷对金庸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查良镛（金庸）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李克强、韩正、孙春兰、黄坤明、朱镕基、温家宝、张德江、李岚清、刘延东、李源潮、王汉斌、廖晖等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11月2日晚，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专程到查良镛先生家中，向查先生夫人林乐怡女士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查良镛先生逝世的哀悼和对亲属的慰问。林乐怡女士对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关心问候表示感谢。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发出唁电，对金庸逝世表达哀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30日发表新闻公报，对金庸辞世表示哀悼，并代表特区政府向其家人致以慰问。
林郑月娥说，查良镛教授学识渊博，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其作品承袭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糅合历史与文化，脍炙人口，深受世界各地华人喜爱。其著作更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等，对传承中华文化有莫大贡献。
台湾 当局也发表声明称，金庸作品不但是武侠小说中的经典，更是无数影视作品的创作泉源，对华人文化圈有深远影响，“金庸大侠的辞世，是文坛一大损失”。
病床上的晚年
“查先生晚年很可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里呆着，家里雇了医护人员照顾他，平时就躺在床上，寂寞又孤独。”
张纪中和金庸认识二十年。从1999年到现在，不管工作还是生活，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这二十年里，我和查先生的联系应该是最多的，和他的关系，也算比较亲密的。因为合作的原因，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见一次面。从金庸先生的角度来说，他也是把我当朋友，不管是工作合作时，讨论剧本、演员，还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私下里对待我，既热情又客气。”
看到病床上的金庸，张纪中想为老人做点什么。
“查先生每次到大陆来，杭州、西安、长沙、武夷山，他都会通知我回内地了，我再急再忙，都会赶过去看望他。他在杭州的时间最多，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在杭州那一段，他每次有活动我都会去。后来他不当浙大院长了，我就去香港、澳大利亚看他。”
2016年，张纪中策划了一个活动，“不老的金庸”，为92岁的金庸祈福祝寿。“因为媒体的参与，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大概有4300万人参与了‘金庸祝寿活动’，海内外的各界文化名人也参与了，当时出版一本祝寿的画册，算是给查先生92岁生日贺礼。我就希望他高高兴兴的，知道有这么多喜欢他的人牵挂着他。”另外，张纪中还找了在金庸电视剧合作过的李亚鹏、黄晓明、周迅、刘亦菲、胡军、林志颖、刘涛等人，分别拍了视频，最后剪成一整集，亲自带到香港，放给躺在床上的查先生看。
“老先生长期患糖尿病，病情其实蛮严重的，另外，他70岁的时候做了心脏搭桥，加上人年纪大了，脑萎缩，记忆也慢慢健忘，一些人和事情，慢慢就忘记了。开始还能够坐轮椅，后来就只能躺着了，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更早一些时间，为了让老人高兴，张纪中还专门邀请了李亚鹏、胡军、黄晓明，三人在不同的金庸电视剧里分别扮演过郭靖、令狐冲，乔峰，杨过和韦小宝。果然，看见自己笔下的男主角来看自己，一直呆在家里的金庸先生很高兴。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当晚吃饭时，金庸还喝了点红酒。
那是金庸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因为健康原因，香港官方举办的“我与金庸”全球青少年征文大赛颁奖，原计划出席活动的金庸，最后没有出席在香港的征文大赛颁奖礼。
“金先生的病情比较麻烦，一直在反复。他每次吃饭之前，都是一大把药要吃的。后来吃药效果不大，就开始打针。可以说，金庸患糖尿病这么多年，而且还能够保持这么好，完全是太太林乐怡照顾得好。这几年，金庸先生饮食起居，穿衣服，包括吃东西，都靠太太照顾。”
很多时候，金庸都是呆在家里，怕他孤独，为了保持身体机能，林乐怡经常请一些金庸熟悉的朋友，去和金庸聊天。后来，金庸病情严重了，渐渐不能说话，对熟悉的人，只能眨眨眼睛，靠脸部的微笑，表示喜悦的心情。一些多年老朋友，和他打招呼，他都不记得了，就看着人家发愣。
张纪中是金庸的粉丝。他小时候看过《儿女英雄传》，后来又看了《七侠五义》、《小八义》。到上世纪90 年代初，张纪中才接触到金庸作品，就是《笑傲江湖》，一读，就再也搁不下了。
他代表中央电视台花“一块钱购买金庸作品影视版权”时，看中的小说是《神雕侠侣》。但是和金庸见面，探讨几次后，听了金庸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不需要很多特技场景的《笑傲江湖》。
央视版《笑傲江湖》，让金庸的作品第一次在内地以影视的面貌出现。有了这个开端，金庸作品集的广播、戏剧、漫画、游戏，都在内地出现了。中国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成为了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后来，张纪中陆续拍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碧血剑》、《倚天屠龙记》、《鹿鼎记》和《侠客行》等七部电视连续剧。
“我们每一次的合作过程，其实都是很愉快的。我们谈这些影视剧的改编授权合约，没有讨价还价，聊剧本的改编，情节和人物设置，都很愉快。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查先生也特别会安排，他的一些老朋友，比如倪匡、蔡澜等老朋友和我一起吃饭。
“香港人把你当朋友了，就会经常请你去他家里吃饭，参加家宴。这意味着感情的深厚浓度。所谓家宴，就是他家里人啊，夫人，儿子和女儿，就是这些家宴，也让我参加，等于是把我当家人，就是这样。我也很感动，说句实话，他能这么做，因为他跟你很交心。”
现在，张纪中正在拍《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他计划中的下一部作品是《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的剧本居然耗了三年，左折腾右折腾，版权过期了，剧本也没有弄出来。金庸作品集，我现在拍得差不多了，就差几部。本来，我想拍完《倚天屠龙记》，就结束我的金庸剧，但是金庸先生一直希望我能够把他的作品集全部拍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诱惑，也是一个挑战。
金庸对我说过，他所有的作品，我都可以拍，都会授权给我。我觉得这也代表对我的信任和肯定吧。因为他这样一个挑剔的人，非常重视作品的美誉度，不是什么人找上门买影视版权，他都会卖的，他一般会做摸底调查，看看这个导演的口碑和以往的作品质量，最后听听他的想法，才会决定。”
得知金庸去世后，张纪中致电金庸家人，表示慰问。还打算去香港，参加金庸追悼会，送别先生。
“现在，查先生的去世，让我有了紧迫感。我年纪也大了，把金庸作品集拍完了，这是我对查先生的一个承诺，也是完成他的心愿，我也可以光荣退休了。”
不肯回老家
在得知哥哥金庸去世后，查良楠第一时间，在金庸旧居里，设了金庸的灵堂，挂上了金庸的遗照，还点燃了蜡烛和香火。
老家海宁袁花镇新袁村是金庸的伤心之地。
海宁查氏是当地的大家族，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良田3600亩，是当地的富人。
1951年4月26日，金庸的父亲查树勋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当时金庸在香港《大公报》上班，他非常悲痛。
在他发表在《收获》杂志里的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到：“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
父亲之死是金庸永远的伤口。金庸的研究者们发现，金庸的小说里，很多主人公都在寻找父亲，杨过找父亲，乔峰找父亲，段誉也找父亲，虚竹找父亲，张无忌找义父。
金庸找到的出口是宽恕和原谅。
1981年7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他时对金庸父亲遭遇此事表达歉意，还安排他到全国各地参观。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轰动一时。
邓小平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主动提及金庸父亲当年在 “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沉默了一会：“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五天后， 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树勋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金庸小说全集》。
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不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公开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
我曾经在杭州采访过金庸三次。金庸年纪大了之后，因为想念家乡，一度想在杭州定居。对这样的文化名人，杭州市政府和嘉兴市政府展开了争抢，纷纷提出给他盖房子养老。
最后，金庸选择了定居杭州。杭州市政府在他最喜欢的西湖旁，杭州植物园附近，盖了云松书舍，从土地选址，建筑户型，到园林绿化，金庸参与了所有过程，花了1400万元盖房子。
金庸在杭州，最喜欢西湖杨公堤旁的郭庄，正对西湖，也是西湖诸园中最富古趣的。金庸喜欢到那里喝茶、观景、想些事情，平复心情。
也许爱屋及乌，金庸后来在杨公堤办了一家金庸茶馆。这里也是金庸书友会的活动场地，出版过《金庸茶馆》杂志，里面收藏了金庸不同时期的图书版本和历史照片。
1996年，云松书舍建成后，金庸却无偿捐赠给杭州市。原因是“书舍太美，又在西湖畔，不忍一人独享，应该开放给社会公众参观。”后来，杭州市政府把云松书舍，作为开放的公园。
金庸重新在杭州九溪玫瑰园买了一套别墅，房子600平方米，还有个1600平方米的大花园，遍种松竹，古树掩映，离钱塘江和五云山很近。
因云松书舍捐献后，九溪玫瑰园的别墅没装好，金庸又在湖滨路旁的元华公寓购买了一套房子，用作临时居住。
金庸曾经在文章里写到：“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面居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的想念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这个地方来住。”
但因为父亲的死，从1992年12月金庸首次返乡至今，回内地几十次，回嘉兴、到海宁，去过烟雨楼，去过自己读书的袁花镇中心小学，看过表哥徐志摩的墓地，甚至是袁花镇上的金庸书院，都会去看看。但对他自己出生的新袁村和祖屋，一直没有回去看过。
村里人都知道原因：金庸不喜欢新袁村，这个村子是他的伤心之地。连在老屋基础上复建的“金庸旧居”，也拒绝造访。地方政府为了打造知名度，重新复原了金庸出生的祖屋。盛情难却，他只在香港看过建筑设计图纸。
新袁村是他永远的伤口。他耿耿于怀，一辈子没再回过祖屋。即使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即使祖屋已经焕然一新，按照他记忆中的格局重新复原了，但他心里的伤口，却一直没有愈合。
所以，金庸不回老家，一辈子流浪；不见弟弟，嫌弃弟弟没有照顾好父亲。不回乡，是因为父母不在，今非夕比，此地早已是他乡。
最后，金庸在香港去世。
林乐怡对张纪中说，金庸一生最喜爱的城市的确是杭州，确实有过在杭州终老的念头。但因香港医疗服务较为方便等原因，最终还是在香港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教授合格吗？
“金庸先生是下午4点去世的，我跟金庸家里人确认了这个消息。我去年5月份去过香港，和金庸先生见过面，还聊了会天，他当时身体还可以，气色不错。”
浙大教授徐岱是金庸的老朋友，和金庸有着二十年的友情。围绕金庸在浙大前后，徐岱在家里接受过我的专访。
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开张的时候，金庸家属请他去参与开馆。他觉得展出的内容不错，但就是地方小了点。
“香港寸土寸金，土地很宝贵，非常遗憾金庸博物馆的空间还是不够大。我最感兴趣的是金庸先生不同年代的手稿，包括他的早期的手稿，让我亲眼看到他是怎么写武侠小说和新闻评论的。
“他的书都写在七十年代末之前，小说创作1974年就结束了，所以他的手稿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竖着写，从左到右，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有，早期繁体字，后来简体字繁体字掺杂着用，而且字迹非常清楚，哪怕有改动的地方，也非常漂亮，所以从他的手稿来看我觉得很有意义。”
香港金庸馆除了手稿，还有不同的生活照片，不同时期的金庸作品集版本，还有明报发展轨迹。大致涵盖了金庸的一生。
1993年3月，金庸成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作为中文系主任，徐岱被学校安排负责全程陪伴金庸，一起游览西湖和浙大校园。认识金庸后，徐岱开始读他的武侠小说，从此成为书迷，后来又成为金庸学术研究者。
“我深信，金庸先生为当代中国小说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为此，每个中国人尤其是文学研究界的从业者，都应该对他心怀感激，表示由衷的敬意。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重复倪匡当年对金庸小说的这句评语：‘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徐岱对我说。
1994年，对金庸是特别的一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同年10月，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并发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位列茅盾之前。
金庸的武侠小说，由此从民间走向了庙堂，低端的“通俗小说”变成了高雅的“文学”，金庸甚至成为了文学史的组成内容。
1999年，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老浙江大学合并，新浙江大学成立，原浙大人文学院和杭大中文系合并，成立新的人文学院，金庸出任院长。应金庸的要求，徐岱担任副院长。
“老浙江大学是个以理工特色见长的学校，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新浙大成立，合并了四校文科教育研究的人文学院需要一个领军人，然后我和当时的杨卫校长谈规划时，建议给人文学院请金庸先生担任，他觉得想法很好。我便和金庸先生打了个电话，把我的想法告诉金庸先生，他在电话里很意外，也很高兴，聊了一会后提出一个要求：徐岱你能不能给我做助手，当常务副院长。我就答应了。
“当时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张浚军，之前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和金庸也是老朋友，也很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就和杨卫校长去香港发了聘书，然后金庸来了杭州，当了我们学院院长。”
这么多年，从工作到生活，徐岱和金庸慢慢变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友情和合作。 作为同事和忘年交，徐岱出于对金庸的爱戴，曾经几次劝说金庸不要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
“查先生年纪大了，人老了变得单纯，很多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什么西湖论剑，就是商业活动；湖南衡山搞‘五岳联盟’，其实就是嵩山、华山、泰山、恒山的风景区利用金庸先生的知名度，还有什么陕西的‘华山论剑’、浙江的‘桃花岛’，其实动机和结果都是一样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借金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在免费利用他，搞商业推广活动。”但这些活动的邀请，金庸没有听徐岱的劝阻，都开开心心地去参加了。
金庸加盟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让浙江大学在当时成为媒体曝光率最多的大学。海内外媒体纷纷造访浙大，金庸在浙大的活动，公开演讲和报告，人满为患。即使动用了杭州最大的会议场所浙江大会堂，也不够用，只能是在会场外竖了两个大屏幕，视频同时直播。
但这不意味着金庸在浙大任职没有争议。1996年和1997年，金庸分别受聘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就有一些反对者公开在媒体发表文章，质疑金庸的学问和任教资格。
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被评上了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2001年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来又增加了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历史和文学”方向（与陈平原合招）的一个博士点。
当金庸招收了三名博士研究生的消息被公布之后，使得金庸面临了社会上更多的批评和质疑。
其中，围攻他最厉害的是他担任教授的浙大历史系，先是有化名的博士生批评金庸在公开演讲时有两个错误；接着有历史系教授卢向前否认金庸在本系带过博士生；历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礼称，金庸博士生导师资格历史系没有通过，是上级领导决定的：“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就连他招收的三名博士生：卢敦基，王剑，朱晓征，也有人借媒体表达不满，朱晓征接受媒体采访，批评导师金庸的教育方式有问题，面对面的教学太少，师生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缺乏正规、系统的课程教学。
这些事情，深深刺伤了金庸。2005年，金庸公开宣布，辞去了担任六年的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这使得围绕金庸的争论也到了最高潮。
当时的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健认为：“金庸自从到浙江大学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2000年金庸到南大讲座，演讲中出现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我讲，金庸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但也有人为金庸辩护。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不只是学识渊博，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博雅与通达，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在社会上，金庸得到更多的支持。红学家冯其庸发文称“金庸小说具有广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让研究金庸小说成为金学有道理”。
北大钱理群教授表示，“金庸武侠小说应在文学史中有一席之地，正是因为有了金庸，有了他所创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有了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才使得今天有可能来讨论通俗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徐岱不同意那些对金庸的批评：“金庸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在文史哲领域非常博学，学识简直让不少博导汗颜，作为一个文学家，金庸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学家。”
非常骄傲的人
“金庸先生是个可爱天真的人，别看他儒雅、慈祥、憨厚，可在他心里，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非常骄傲的人。”
张纪中认为，金庸选择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是憋着一口气，要回击那些曾经嘲笑金庸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们。
2005年4月5日，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香港给金庸颁发了文学博士学位。此前，她读了金庸写的《鹿鼎记》英译本，很喜欢。她向剑桥大学教授会提名推荐，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根据规定，全校三十多个学院的数万名博士硕士，只要有8人反对，提名就宣布无效。3个月公示期后，无人反对，金庸的提名顺利通过。
在接受我采访时，金庸既高兴又意外。高兴的是，剑桥大学对自己的认可，表哥徐志摩曾在剑桥大学读书，父母小时候为激励他学习，曾经给他讲过表哥英国留洋读书的事。金庸意外里其实有一点得意，国内那么多人批评他没有学问，“人家剑桥大学都给文学博士学位，给我没有人反对，大概是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吧！”
因为战乱，当年金庸大学没读完。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个别老师有意见，向校方投诉后反被退学。1946年，金庸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后来因为去香港《大公报》工作，没拿到学位。虽然自己成名后，连续拿了北大、清华、浙大、南开、中山等十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但仍然被少数高校老师批评，金庸既委屈又心有不甘，想认真地读一次大学，做一回学问。
终于，金庸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被英国剑桥大学批准了。
2005年6月22日，83岁的金庸注册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带着妻子去了剑桥，在学校旁租了一套公寓，重温校园生活。
金庸的老师是唐史研究专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是剑桥大学汉学名誉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年纪比金庸小15岁。
“我当时对他讲，您的学问都可以教他们了，还要去英国读书啊，虽然我这样玩笑，但心里很清楚，金庸先生心里不痛快，憋着一股劲儿呢。他当教授，当院长，有人站出来质疑，说査先生没有学位。其实，鲁迅、沈从文这些文化大家，没有学位不是一样教书育人，被人尊敬吗？但是他却偏要较这个真儿，到英国读书去。”
见金庸态度坚决，执意要去，张纪中送给他一支金笔，附赠了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査先生很高兴，带着这支笔读书去了。读书期间经常发给我他在英国读书的照片，他斜挎着小书包，拄着拐杖，查太太每天将他送上学，接下学，非常认真地读完了课程。”
金庸很尊敬自己的导师。“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们研究唐朝历史，是综观各国专家的研究，日本、德国、法国都有专家在研究中国的唐代史，出发点不一样，研究结论也不一样。”
最终，金庸花了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与金庸先生的博士生导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到香港为金庸先生颁发了哲学博士学位。
一个白发老人，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剑桥大学的尊敬。金庸的硕士论文是《初唐皇位继承制度》，重点研究唐太宗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正、野史两部分比较；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代盛世时期，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制度问题，分析太子继位牵涉的宫廷政治及权力斗争。
我的朋友李怀宇到剑桥访问金庸，问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奇怪，你已经过了八十岁，为什么还要到剑桥大学去读书？”金庸回答很官方：“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种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结束剑桥的学业时，金庸还邀请张纪中参加自己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但因张纪中当时在拍电视剧，签证流程复杂，等签证办好，毕业典礼也早已进行完毕，这成为了他永久的遗憾。
2010年9月，86岁的金庸被举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为表彰金庸先生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2012年7月4日，金庸先生题字的对联石，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落成，圣约翰学院院长Chris Dobson、金庸的博士生导师麦大维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这块石碑上刻着：“花香书香缱绻学院道，桨声歌声宛转叹息桥”。这是金庸为纪念自己在圣约翰学院的留学生活而题，石碑上的书法字迹也是金庸手书。
从此，剑桥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三个中国人的印迹。另外两个中国人，都与金庸有关，一个是他的表哥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另外一个是演过香港83版《射雕英雄传》黄蓉的翁美玲的石像。
这个石像也是爱情的见证。所需费用，都是金夫人林乐怡出的。
她和金庸在剑桥三年，金庸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金庸在稿子上手写出来，她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打出来的。
永远的学者梦
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刚到手，金庸再度入学，来到北京大学，攻读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他的朋友，很多人无法理解，金庸拿了剑桥大学的博士，为什么还要到北京大学再读博士？
早在1994年10月，北京大学就给金庸授予名誉教授的称号。
“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金庸读高中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没有去西南联大上学。”金庸回忆说。
金庸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有趣的是，袁行霈和金庸还沾亲带故，算是远亲：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而袁行云的堂兄弟，正是袁行霈。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感叹说，“金庸是无须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他的学问和成就，早就超越了一般大学里的教授。我敬佩查良镛的，不仅是学识渊博，更包括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望。有幸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考博’及‘读博’的经历，那种投入感与幸福感，让我深深感动。”
2013年7月，金庸从北京大学毕业，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徐岱对我说，“金庸先生曾表示，自己读博士，为学问不为学位。想当学者，就读了剑桥博士和北大博士，还想写《中国通史》。他被人泼污水，不高兴，不服气，像个老顽童一样认真，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做学问，给自己讨个说法。”
停止武侠小说写作后，金庸一直想当历史学者。
早年前，金庸为了弥补《碧血剑》小说中袁崇焕形象不够充实的遗憾，专门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另外，金庸还有几篇学术考据文章，《关于“全真教”》（附于《射雕英雄传》之后）和《三十三剑客图》（附于《侠客行》之后）。
金庸最崇拜的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金庸在上海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惊喜地买到汤因比的英文版《历史研究》，一读就入迷了，对这位学者大为佩服。后来，他专门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就是因为汤因比是牛津大学毕业生的缘故。
在金庸心里，阿诺德·汤因比堪比精神导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
在《大公报》工作的几年，金庸师徒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
金庸后来越来越忙，翻译的工作搁到一边。而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凡是汤因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
在国内国外的十几次演讲里，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汤因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这个观点经常被金庸引用。
在中国历史中，金庸喜欢的年代并不是唐朝。“唐朝是武人当政的。唐朝的历史是从北周过来，北周是鲜卑的贵族当政，等于是外族当权了。他实际是将军贵族分化出来的，手里有兵权的大将军是很有权的，一般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苦。他自己派人去收税的。有财政权，有法院，法官由他派的，所以立法权、司法权、财政权全部在将军手里。所以唐朝并不是很好的时代。
“宋朝也没有太进步，但比唐朝好一点。宋朝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皇帝和宰相上朝，以前唐朝宰相要向皇帝跪下磕头，宋朝就是皇帝坐在那里，宰相也坐在那里，讨论问题，非常人道。而且宋朝有个好处，宰相大官从来是不杀头的。有些宰相做得不好的就罢免，不让你做了，留职察看，或者下放之类，不杀头。”
这十几年来，金庸一直在写《中国通史》。在写作手法上，金庸采用了小说式的写法，让青少年更容易阅读，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有更多了解。
“我为什么要写《中国通史》？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通史》都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觉得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强大，主要是与团结、融合有关。
“在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不然，民族之间的征服杀得很少，主要是将对方人员先做奴隶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其升为平民，享受平等待遇。
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秦、汉之后，匈奴、鲜卑人进入，才会有隋唐的大发展；宋朝之后，辽、金、元人进入，女真族进入，才有了明朝的发展；清朝更能说明问题，满汉融合，互相通婚，取长补短，才有了版图的扩张。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域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
在写作角度上，金庸也有自己独特的考虑：“我是用人民的观点来写这部《中国通史》的，以前的中国通史大家都用朝廷的观点，到底哪个皇帝打垮哪个皇帝，抢到权位了。我希望写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比如说，我会用人民观点看人民在历史时代起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
“我认为现在新的历史观念应该写人民史，不应写帝王史。但是，人民比较难写，因为人民都是无名英雄，如果人民中有领袖，大多数后来就背叛了人民了，自己做皇帝去了，刘邦、朱元璋这些都是，本来人民出身，但成功后他就反过头来压迫人民了。”
可惜，这本《中国通史》，金庸没有写完。
一位“国民作家”
北京大学的教授邵燕君把金庸称为“国民作家”，提到了和鲁迅并肩的地位。她在出差的火车上得知金庸去世的消息。扭头看去，车厢里的乘客都在手机上看金庸去世的新闻，有的拿手机放《射雕英雄传》的歌曲，不由感叹：“一百年里，用汉语写作的国民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金庸，鲁迅是民族魂，是精神的灯塔，金庸是华人心，在我们的感情深处。”
隐居在中国内地的武侠小说作家温瑞安，听闻金庸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写下书法表示哀悼：“天下无双，不朽若梦，金庸笑傲，武侠巅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记者感叹，“金庸把历史、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利用小说进行通俗化的表达，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
写过《古金兵器谱》的作家王怜花则哀悼说，“汉语写作，斯文一脉。已不多见了。有井水处有柳词，有华人处有金庸。金庸教我们在生活中重情重义，用大写的方式走过自己一生。”
最早研究金庸小说，把金庸小说带入北京大学课堂的教授严家炎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评论家李陀说：“金庸使中断了传统的白话语言起死回生。”
走红的网络作家六神磊磊则感叹说，“我的三观底色是金庸的作品奠定的。他有两句话对我影响至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及‘怜我世人，忧患实多’。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士大夫文学，看金庸的小说，从中感受到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胜过很多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金庸是人道主义者，他的小说写的是打打杀杀，可你能感觉到，他对生命是悲悯的。这是他高于同时代很多武侠小说家、很多作家的地方。”
对金庸的称赞，也有来自国外的声音。
和金庸曾经合作出书的日本国际创作学会会长池田大作：“金庸先生的作品以大历史为背景，视野广阔。由于他的成功，奠定了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明福德：“我相信金庸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绝不会因是武侠小说这一样式而有丝毫减弱。”
旅居美国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则评价说：“金庸小说为万千读者争赞，笔触有千军万马之力。”
金庸逝世的消息传出，很多书店里的金庸作品集都卖空了。对喜欢金庸的读者而言，此刻，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
两天时间里，当当网、京东等网络书店里的《金庸作品集》，都卖空了。拥有金庸游戏版权的完美时空则说，旗下的几款金庸游戏的玩家，突然多了很多。
六零后和七零后看金庸的小说和香港版的电视剧，八零后跟上了张纪中和于正戏说的尾巴，九零后玩起了金庸版本改编的游戏。
四代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触摸着同一个作家。
邵燕君转发了许多网络文学作家怀念金庸去世的文章，她总结，“我认为，金庸或许可以称为华人世界的莎士比亚，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具有普遍性。他的江湖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梦幻世界，也是写尽了人间百态，我们可以拿金庸说人说事。对于金迷来说，金庸奠定了我们的情感结构、价值结构，乃至审美结构。
金庸教我们一些最根本的做人、识人的道理。金庸是网络文学最重要的师父之一，也是精神上的父亲。网络文学作家中，没有受过金庸影响的应该很少吧。”
包括了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内的海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在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标题里，称金庸为“大师”。
一个通俗小说作家，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如今，他的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教材和大学教材，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已经进入了多个大学主编的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其它艺术门类，被称为“金庸现象”。
“金庸的作品，多次被制作成影视作品、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甚至计算机游戏，深入全球华人社会的民心，素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称赞”，香港《星岛日报》评。
现在，徐岱心里有个愿望：想在浙江大学建设一个金庸研究中心，集学术研究和文物陈列于一体。“其实，我希望浙江大学应该成立金庸研究中心，但很遗憾，现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