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前哨》:一次革命题材创作的探索讲述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前哨》编剧 黄昌勇
【一线讲述】
30年前，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青年博士生，我有幸选取了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史上重要的“左联”作为研究对象；30年后的2021年，是左联五烈士牺牲90周年，又恰逢建党100周年。我想把这个题材搬上话剧舞台，这就有了话剧《前哨》的诞生。
2021年2月到7月，《前哨》在上海完成3轮10场的演出，引起戏剧界和广大观众的关注，并获得好评。左联五烈士是龙华24烈士中引人瞩目的存在，在他们牺牲两年后，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近一个世纪以来龙华烈士包括左联五烈士这样瞩目的革命历史题材近乎被我们文艺创作遗忘了。因此，当我带领一批青年创作团队着手《前哨》创作时，就自觉带有某种沉重感和使命意识。
选择这一题材，我清晰知道面临巨大挑战，如此重要题材为何在我们文艺作品中鲜少涉及，其实也与题材本身带来的创作难度有关联。“左联五烈士”因为五位青年作家都是左联重要盟员，而且同时于1931年2月7日牺牲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而得名，但五位青年作家成长、创作、战斗生活并没有太多交集。如果严格按照历史史实、类似文献剧的形式而非创作一部虚构性作品，其结构和叙事的难度可想而知。也因此，在戏剧结构创意阶段，我带领创意团队做了大量工作，最后确定了后来被专家们热议和赞赏、《前哨》导演马俊丰概括的“双线套嵌式”结构。与这一结构相应的戏剧叙事特点是，从当代青年回望90年前，到剧中人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这一题材的剧本，再回到五烈士狱中生活，并融入剧中人在剧中创作的作品，三个年代和三个时空并置，为导演的二度创作带来了挑战。
后来也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把三个年代套嵌起来？怎么会创造出这样的戏剧结构？我回答说，不是从教科书中学的，也不是模仿哪个经典作品的，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历史与当下的切身感受，来源于创作过程。剧中20世纪90年代的内容有我个人学术道路的痕迹，那时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确给我选择研究这一领域带来很大冲击，内心感受形成的历史记忆一直挥之不去。
三个年代的套嵌，三个时空，这样一种创新的剧本结构自然会生成别样的、多重的意蕴勾连方式，呈现出殊异的、独特的舞台面貌。但是，如何选材、如何把五个互相独立或交叉不多的人物故事连贯起来、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等的关系，需要在剧本阶段和二度创作时慎重并创造性地处理。
五烈士各自的故事都非常精彩、感人，套嵌式结构把这些串联起来集成群像。因此这部戏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塑造的模式，跳出了营造舞台戏剧冲突的传统窠臼，形成一种散文化的叙事策略。
当然创作《前哨》伊始，我们还考虑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革命题材、红色题材与青年观众审美的关系。现在看来，我们探索目的初步达到了。10场演出完全按照商业演出模式，形成了观众特别是青年争相购票的景象，接受了市场的检验。在创作中我们把戏剧冲突转移到五位青年亲情、友情、爱情、革命情和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同时，在影像创造上的大胆创新，以及100%的原创音乐创作，形成戏剧和电影结合的舞台呈现方式，赢得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喜爱和审美共鸣，这些探索和尝试都值得我们继续总结。
回过头来看，《前哨》的创作坚守着现实主义立场，但整体上因为多种叙事和舞台手法的运用、情节场景的合理虚构，浪漫主义色彩也非常浓郁。同时，因为三个时空、三代青年整体上的互动穿越，又使这部剧具备了一定的后现代特征。
《前哨》从首演到第三轮收官，创作团队在征询各种意见中不断修改和提升，也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我们希望通过探索打造精品，以呈现革命历史题材舞台剧的新面貌。
（本报记者颜维琦采访整理）（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