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琳 | 河北经贸大学
刘晏（约公元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理财家，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时期，其财政思想和改革措施，上承管仲、桑弘羊，下启王安石，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被苏轼誉为懂得国家大计的“有远见的理财家”。
唐玄宗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有名无实，加之宫廷骄奢和官吏侵吞，国家财政日趋拮据。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掌握的纳税人口仅有230多万人，比战乱前减少了520余万，直接造成税源枯竭、财政几乎濒临崩溃。唐政府也曾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解决危机，如多铸货币、加提盐价、开征酒税、间架税、除陌钱、茶税等等，但结果却是物贵钱贱、谷价腾踊，税目林立、新旧仍积，民不堪命。刘晏就是在这种“中外艰食”的情况下受命于危，执掌财政工作的。史誉其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财政措施，着力于养民为先、发展经济，不仅扭转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增强了国力，还使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和改善。刘晏的改革主要是从漕运改革、清理盐政、调剂救灾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的。
漕运改革
唐都长安所在关中之地粮食出产有限，因此每年都要靠外调大量粮食来供应需要。然而安史之乱后，陆运阻碍，水运也不通，京师粮米竟至千钱，军食民食均严重不足，税赋渐重而民不堪命，刘晏受命清理，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方面，改陆路运输为水运，创立分段运输的方法。发动民工开挖淤堵、疏通河道，又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流缓急、涨落形势不同，创建了分段接运的方法，令长江船只到扬州、汴水船只到河阴、黄河船只到渭口、渭水船只到大仓，各段河岸都设有仓库，一段运输完毕粮食随即储藏，等水深适宜时再行运输。出于“永久之虑”的考量，他还在扬子县设立十所造船坊，以高价打造结实坚固的河船两千艘，自此后，“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缓解了关中粮食紧缺的严重危机，而且使得物畅其流、百货杂集、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
另一方面，改民运为官运，招雇民工运粮。刘晏改革之前，各州县多是以富户督办漕运，称“船头”，然后向百姓派役，而做船工待遇极低，基本是无偿劳动，还要受富户欺压，所以百姓怨声载道。刘晏一改前规，招募民工运粮，给付其工钱以代替强制性的徭役，工作效率高者还给予优厚报酬，因此，“不发丁男，不劳郡县”就能顺利地完成转运任务。在官营的造船厂中也是如此，他全部采取有偿的雇佣劳动制，极大激发了雇佣劳动力的积极性。
清理盐政
刘晏主盐政之前，国家对食盐的管理方式是实施官收官销，即统购盐户所煮，再将每斗盐价提高百文发售从中取利，但是由于盐务机构庞大，又管理不善，所以费高利少且于民不便。刘晏在盐政的改革上，按照“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的思想，对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课以适度的税收。他的做法是，精简盐务机构，取消不产盐州县的盐官，仅在产盐的地方设置榷盐机构，由盐官负责收购亭户所产，就场专卖给商人，商人缴纳了包含生产税、流通税的盐价后，即可不受地域限制自行运销全国各地，即所谓“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模式。如此，节省了盐务的开支，还能够降低和稳定盐价，“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同时，为了保障合法纳税的商人顺利经营，他一方面严禁私盐运销买卖，另一方面还奏请取消各地盐税关卡，使盐商能够自由贸易。此外，他还在偏远地方设常平盐，运官盐去贮藏，若遇商绝盐贵，便即减价出售，以保证商品供应调剂盈虚，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通过这样的整顿和清理，免除了人民淡食之苦，去除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且使国家盐务成本大为缩减，盐税日增，国库充裕。刘晏初主盐政时，全国每年盐税仅有40万缗，十余年后增至600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由是财源充足而人无厌苦，民不加赋而国足用的思想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和实践。
调剂救灾
刘晏讲求“理财以爱民为先”，主张采取“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的宏观调控方法；同时，他认为：“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济”，即“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则救之。”
关于前者，他使用的方式是，丰收年景商人通常会压价使粮价低廉，就以稍高于市场价格购买米粮备存，要求各州常备粮300万斛，且收购时要做到避贵就贱，取近舍远；荒歉时候商人会囤积居奇使粮价猛涨，官府则贱价卖出，以此稳定物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情况发生，或者将谷物换取灾区土产杂货转卖价高之地，如此，“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嬴资”，国用不乏还能调剂盈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刘晏并不排斥商人，他常将常平仓的粮食批发给商人，鼓励他们下乡购货集粮，使粮食以较低价格散入穷乡僻壤，解决了远道农民进城购粮的不便。关于后者，对受灾州县，除了及时应民之急、蠲免赈济之外，他非常提倡灾民生产自救，鼓励农民积极恢复生产，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以多谋生路，减轻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危害。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全国户数很快由200万增至300多万户，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另外，为了保证这些财政政策的落实，刘晏很重视信息情报工作，在各地设立巡院、置“知院官”，令其按旬或按月上报当地主要商品市价以及雨雪气象、粮食丰歉情况，以及时掌握生产状况、市场动态和各地灾情，调节供求关系。
刘晏的理财是成功的，他使得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蕃息，国家财政收入充裕、税源丰厚，唐政府收入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的年400万缗增加到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1000多万缗。在国家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刘晏理财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他认为理财的重点不在苛征暴敛而在于涵养财源，也就是要鼓励民众积极发展生产和参与商业流通，才能使劳动力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既避免了激化阶级矛盾，又能够增加政府收入，国富而民不劳、上足而下不困，才能支持着唐王朝在艰难中得以延续。来源：中国财政
版权声明
我们尊重原创
文字美图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
部分文章推送时
因种种原因未能与原作者联系上
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
立即处理
点击下方
长按二维码可以关注哦
微信号：CaiZheng0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