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少人用“蒙古大夫”来称呼庸医，而这个错误的概念甚至在流行文化中被不断复制。例如2001年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剧中人物老福晋生病，家人为她找来医生，孰料老福晋怒斥道：“我不要这些蒙古大夫看病，叫他们治牲口去吧！”而同年7月4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梦想剧场》演出的小品中，剧中人物所饰演的“蒙古大夫”，以刀锯给人看病，把病人吓得落荒而逃。这些扭曲的信息，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娱乐了观众，但也严重污蔑了蒙古医学，引发了正牌蒙古医师的不满，也因此造成一百多位蒙古医生联名控告《大宅门》作者的司法案件。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蒙古大夫”被妖魔化的形象，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再度跃上电视屏幕。如去年造成收视轰动的电视剧《琅琊榜》，其原本设定的时代背景为魏晋南北朝，尤其与梁朝（520-557）相符，而剧中主角梅长苏便将医者蔺晨戏称为“蒙古大夫”。吊诡的是，蒙古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已是十二世纪末，距离梁朝灭亡已逾六百年之久，不晓得《琅琊榜》的主人公是如何穿越到六百年之后，认识到“蒙古大夫”的存在呢？
上述流行文化中对“蒙古大夫”的蔑视，虽在有识者眼中纯属无稽之谈，却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大众对蒙古文化的错误认识，甚至严重伤害蒙古族同胞的情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蒙古人在历史时期通过与汉、藏、突厥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医学传统。历史记载中的蒙古大夫，不仅并非形象恶劣的庸医，反而是以医术精湛的神医闻名于世。究竟蒙古大夫真实的历史面貌为何？而“蒙古大夫”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负面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些都值得人们思考。
元代蒙古人的医学实践
根据文献记载，蒙古人最初的医学实践与宗教传统具有密切的关联。《蒙古秘史》中便描述了窝阔台（1186-1241）在1232年攻打女真人时，疑似患有中风而口舌麻木的症状，请巫师占卜后，认为是金国的山川神灵所下的诅咒，在拖雷（1192-1232）自愿代替承受诅咒的情况下，窝阔台遂而痊愈。这种巫医不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蒙古人所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如先秦的儒家文化甚至是孔子本人，便深受巫祝传统的影响。除了巫祝传统外，蒙古也有独特的医疗文化，如《元史》记载成吉思汗（1162-1227）西征之时，随军将领布智儿与郭宝玉曾负箭重伤命危，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宰杀牛只，将伤者放入牛腹中，遂而得愈。窝阔台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治愈在攻打山西时中箭的汉将谢睦欢。伯颜（1236-1295）在进军湖北时，部属李庭被宋军的炮火重伤几死，伯颜也用了一模一样的法子将其治愈。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扩张，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各地选拔医官，在中央与地方成立医疗机构；又编纂《大元本草》等医书，推动医疗教学。此外，元朝对于医官设有明确的制度，《元典章》云：“济世之道，莫大于医术”，足见元朝官方对于医学的重视。另一方面，元代蒙古人又通过回回人获取了来自波斯、阿拉伯与中亚的医药知识，如元人忽思慧于1330年撰成的《饮膳正要》中，便融入了不少回回医学的知识。而成书于十四世纪下半叶的《回回药方》，更证明了在蒙元的统治下，阿拉伯与波斯医学知识曾在中国蓬勃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医学在蒙元统治时期获得了积极的发展，可见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并不盲目崇拜巫祝治病，而是大力发展实务医学。
蒙古大夫对明清中医外科的贡献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除了蒙元统治者本身善用中原与回回医生外，蒙古大夫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又有什么历史贡献呢？事实上，即便在元朝灭亡后，蒙元的遗产对中医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蒙古大夫往往以神医著称。李时珍（1518-1593）于1578年编纂完成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中医经典，然而多数人或许不知道，《本草纲目》曾大量引用元人萨德弥实编著的《瑞竹堂经验方》。不仅如此，《本草纲目》更直接汲取了蒙古人的医学智慧。例如《本草纲目》记载了牛血的效用：“牛血。伤重者，破牛腹纳入，食久即苏也。”而在《本草纲目》的另外一段落中，李时珍再次说明了牛血的功效，并注明这个方子来自《元史》中成吉思汗以腹罨疗法医治布智儿等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蒙医以兽皮包裹治疗严重外伤的方子，其效用之神奇，在清代广为世人称道。
满人入关以前，就认识到蒙医腹罨疗法与接骨术的精妙。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中记载，在努尔哈赤时期有名叫墨尔根绰尔济的蒙古人前来投靠，此人精通医术，在天聪年间先后救治正白旗前锋参领鄂硕（?-1657）与镶白旗梅勒额真吴拜（1596-1665）。如吴拜身中“三十余矢，已昏绝。济令剖白橐駞腹，置拜其中，遂甦”。此外，墨尔根绰尔济又善于正骨法，曾治愈清初著名隐士苗君稷（1620-?）的关节疾病：“黄冠苗君稷之徒，臂屈不伸，济先以热镬熏蒸，次用斧椎其骨，手揑有声，使骨穴对好，即愈。”入关以后，蒙古医生依旧随着八旗军南征北讨，运用腹罨疗法拯救伤患。如雍正九年（1731）和通泊之战，清军为噶尔丹策零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副都统塔尔岱（?-1756）突围而出，“中枪穿胫，血殷征衫，蒙古医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
蒙医腹罨疗法的神效，不仅应用于战场救急，更因受到清朝皇帝的重视，而被运用在宫闱之内。据袁枚《原任礼部侍郎齐公墓志铭》，乾隆十四年（1749）时任礼部右侍郎齐召南（1706-1768），在从上书房前往圆明园南面的澄怀园路上，因马匹受到惊吓，堕马重伤，头触大石，顿时脑浆迸出。由于齐召南以辞章之学闻名，又曾陪皇子读书，素为乾隆皇帝所重，乾隆帝闻后“大惊，命蒙古医速治，医刳生牛腹，卧公其中。又取牛脑，乘热纳公颡左右摇，公始苏”。由塔尔岱与齐召南等人的故事可知，清代多有蒙古医官救治朝廷重臣的案例；而自成吉思汗时留下的腹罨疗法，甚至到清代仍在使用。成吉思汗当年以腹罨疗法救活了郭宝玉，乾隆帝同样借助了蒙古方子医治了齐召南，而元清两代蒙古医学的传承，背后也正反映了满蒙内亚帝国的延续性。
蒙古医学对传统中药知识的扩充
除了以腹罨疗法治愈重症外伤外，蒙医也扩充了中国医学在药物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中记录了一种名为“鲊答”的药物，主治“惊痫毒疮”。所谓的“鲊答”，即蒙古语“Jada”的汉文音写，指的是一种动物体内的结石。在药用功效之外，李时珍记载了一条有趣的故事：明嘉靖十九年（1540），湖北蕲州有一位侯屠户宰杀了一头黄牛，从牛肚子里得到了一块晶莹的石子，没有人知道这是何物，后有喇嘛答曰：“此至宝也，牛马猪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则霖雨立至。”关于蒙古人使用“鲊答”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202年的阔亦坛之战。根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联军与札木合联军在阔亦坛进行决战，札木合联军中，有人使用“札荅”（Jada）施法招来暴风雨，企图借此消灭成吉思汗的军队；不料暴风雨竟然反倒向札木合联军袭来，札木合的手下认为遭到天谴，从而纷纷溃逃。
有趣的是，关于鲊答祈雨的神奇效用，一直从元朝延续到晚清，从未间断。十七世纪的蒙古文史籍，诸如《黄金史纲》与《咱雅班第达传》，都留下了蒙古人在作战时利用鲊答作法攻击敌人的纪录。而汉地文人，对于鲊答的奇效也是啧啧称奇。纪晓岚在《微阅草堂笔记》中提及“洗鲊答诵梵咒者，亦立致风雨”的奇闻。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曾作词记录当地卫拉特人留下用鲊答祈雨的习俗：“柳树流泉似建瓴，求泉排日讽番经。便如劄答祈风雨，齐术惟推两事灵。”晚清黄协埙在《锄经精舍零墨》中记道：“马黑者，生马肾间，一名赭丹，又名鲊答。凡番兵事急，持之念咒，辄能致风雨，突围而出。”同治十二年（1873），《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声称有一位李君在四川向藏人购得马腹中的结石，外表晶莹，重达五十两，希望请教此物掌故。隔日马上有人登报答覆此物当为鲊答，称其能治“一切恶疮癫狂，又蒙古人持咒将鲊??入水中，能祈雨立降”。这位答覆人甚至提供自身见闻，称鲊答“入药甚效”。由此可见蒙医在药物方面的知识，曾经扩充了明清两代中国医学的知识，并广为世人所流传。康熙皇帝本人对蒙古跌打药方也有很高的评价。《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曰：“如蒙古有伤损骨节者，则以青色草名绰尔海（Corqai）之根，不令人见，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试之，诚然。验之，即内地之续断。由此观之，蒙古犹有古制。”而康熙皇帝对蒙药的肯定，也体现了清朝官方对蒙古医学的重视。
蒙古大夫在清宫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
有清一代对蒙古医学的重视，不仅反映在医药知识的流传，还落实在具体的制度层面。清朝在内务府上驷院设有蒙古医士职衔，从上三旗兵丁中选取精通正骨法之人担任。蒙古语称接骨大夫为“bariyaci”，字面意思为“捏（骨）者”，在清代文献中有时译为“兽医”，而这个不精确的汉文翻译也造成了现代人的误解。今天的人们或许以为，蒙古大夫既然是上驷院的兽医，医术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又怎么能治人的？殊不知上驷院管理的是皇家马匹，身价非凡，好比今日的超跑豪车。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皇后、嫔妃、皇子与公主在什么场合使用多少马匹，以及马匹等级的评选，都有很严格的规范；而皇家马承载的是皇家贵人的生命安全，马儿平日的健康，自然需要有良医看管。另一方面，满洲人自马上得天下，强调骑射为立国之根本，而上驷院所饲养的皇家御马又多由外藩所贡，无疑是朝廷重要的门面。这也难怪清朝要谨慎地从出身较高的上三旗兵丁中，挑选善于接骨之人充当蒙古医士，来照顾这些身价不凡的御马。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医士除了负责治疗御马外，还有一项特殊的职能，即医治宫内与战场上的紧急外伤病患，尤以神奇的接骨术为人所称道。清朝以蒙古医士兼治人马，实际上反映了清朝继承自蒙古文化的内亚性。在战场上马儿可以说是人类最好的伙伴，战争的成功与否，马匹的素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因此在军队中配备技术良好，能够兼顾人、马的外科医生，对满洲和蒙古文化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由此可见，满蒙文化中所谓的“兽医”，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战场上的紧急伤患，同时保全战马的机动能力，其医术水平要求甚高；并不像农业文化中的兽医，仅负责治疗一般家畜。
满人在入关之后，也将这种兼治疗人马的内亚医学传统，带入中原。《啸亭杂录》曾明确记载蒙古医士经常为宫内人员进行紧急接骨手术，“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任锡庚《太医院志》里更明言：“国初依明制，术分十一科……（嘉庆）六年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长兼充。”由此可见清宫的骨科，此后正式由蒙古医生负责，蒙古大夫显然并不是只能医马的兽医。如嘉庆九年（1804）曾召原任川北镇总兵薛大烈（1760-1815）入宫为干清门行走，不料在扈从入禁城时坠马，跌伤甚重。嘉庆帝立刻“派蒙古医官前往诊治”，同年不久薛大烈病愈，即擢为直隶提督，赏黄马褂。嘉庆帝之所以指派蒙古医官救治朝廷重臣，将太医院的骨科交予蒙古大夫全权处理，显然是出于对蒙医的信任。
清代士人对蒙古大夫的赞扬
正因为蒙古人具有优良的紧急外科传统，不仅清朝皇室对蒙古医士经常委以重任，汉人士大夫对蒙医也有极好的评价，甚至往往视为“神医”。根据黄宗羲《提学佥事来菴袁公墓志铭》及蒋学镛《鄞志稿》记载，康熙六年进士袁时中（1630-1684）随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往湖北征讨吴三桂，途中因积雪不小心滑落山崖，肋骨严重断裂，而幸有“蒙古医人，震动其肢体，以烧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窍，使壮夫接气。久之，气从伤处出，胁之内陷者还所故。而后缠之以药，得不死”。在《松鹤山房诗文集》中，陈梦雷（1650-1741）自述曾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夏天“堕马伤臂”，蒙诚亲王胤祉派遣蒙古医者巴君治疗，疗效惊人，“众皆神其技”。陈梦雷为了表示谢意，特别在扇子上题了一首诗，赠予蒙古医者：“华氏当年技最良，何如俞跗佐轩皇。知君尽得囊中秘，不向龙宫觅异方。”陈梦雷的这首《赠医者》，不仅充分表达了对蒙古医术的赞叹，更见证了蒙汉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陈兆仑（1700-1771）在《紫竹山房诗文集》中也曾自道：“甲申（1764）六月，退直堕马，伤顶及左支（肢），中指骨折，蒙古医者为摩其节，族得少差，戒曰须静息百日。”汪师韩《韩门缀学》正面评价蒙古医学：“今蒙古医治跌打损伤有神效，不知其术所由来。”从黄宗羲、陈梦雷与陈兆仑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饱读经书、崇尚考据的儒学大家，不仅从未排斥蒙古医学，反而对蒙医的接骨术极为赞赏。
蒙医在汉人士大夫中的正面形象，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1872年5月23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医论》的文章，作者认为西医虽然长于用药，但其外科技术“实不如蒙古医士之良也”；并进一步提出结合西药与蒙医的主张：“以西医之良，若再加以蒙古医士之术，则天下无废人。”《清史稿》甚至为乾隆年间医术精湛的蒙古医生觉罗伊桑阿立传，称其“以正骨起家至钜富”，并生动描述了觉罗伊桑阿教授正骨的方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
清代士大夫对于蒙古医学之精深啧啧称奇，而文人墨客更是为蒙古医生增添了神医的传奇色彩。《松江府志》与许仲元《三异笔谈》中，提到了刑部尚书张照（1691-1745）曾在承德避暑山庄扈从，不幸“坠马，仍折右臂，得蒙古医，疗之而痊”。袁枚《续子不语》更是绘声绘影地描述蒙医的神效：“京师某官奸仆妇，被妇咬去舌尖，蒙古医来，命杀狗取舌，带热血镶上，戒百日不出门，后引见奏对如初。”徐珂《清稗类钞》对于蒙医的疗效也有生动的记载：雍正年间直隶永平知府吴士端（1691-1773）的一位幕宾，在长城边上车马翻覆，大腿骨碎裂，“遇蒙古医，置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视骨，粉碎，为联缀。缉桑皮纫之，饮以药，五日而能行矣”。这些记载虽出自稗官野史，难以考察真伪，却充分反映出清代蒙古大夫的“神医”形象，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广为流传。
“神医”为何会变成“庸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蒙古大夫的形象，从妙手回春的“神医”转变为不学无术的“庸医”？这与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妖魔化不无关系。事实上，在十七、十八世纪时，俄罗斯甚至还派人前来学习蒙医。《朔方备乘》载：“俄罗斯有学蒙古接骨大夫者，仅康熙年一至。”然而雍正年间，其实也有俄罗斯人来中国学习蒙医。《张文襄公奏议》：“世宗时，俄国官生来学，于是建俄罗斯馆，于是立俄罗斯学。学医，则遣蒙古医往。”俄罗斯人不远千里前来学习，可见当时西方人对蒙医并不反感。而十八、十九世纪，可以说是蒙古医学借鉴藏医理论而蓬勃发展的时期，诸如伊希巴拉珠尔（1704-1788）《甘露四部》、敏如尔占布拉（1789-1838）《方海》与占布拉道尔吉（1792-1855）《蒙医正典》等集大成之蒙医经典，均是在这个时期形成。那么为何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的心中， “蒙古大夫”的形象竟会一落千丈呢？
十八世纪末，西方兴起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德国人类学者Johann F. Blumenbach（1752-1840）首先建构出“蒙古人种”（Mongoloid）的概念，将东亚人归类为“黄种人”。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为合理化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因而主张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高加索人”在演化程度上比“蒙古人种” 更加进步，故而“白种人”有领导“黄种人”的天赋使命。西方生物学家因而开始寻找蒙古人种的体质缺陷，如1866年，英国医生John L. Down（1828-1896）将遗传性智能障碍命名为“蒙古症”（Mongoloid），正是因为患者的面部特征近似当时西方人刻板印象中“蒙古人种”的愚笨形象。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更是建构了“黄祸”（Yellow Peril）的政治话语，利用重塑西方人对中世纪蒙古人入侵的恐惧，将中国人扭曲为残酷而阴险的民族。1913年英国小说家Sax Rohmer（1883-1959）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角色“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用以讽刺中国人卑鄙与狠毒的形象。而随着中国移民人口的增加，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兴起了排华浪潮，并且具体反映在庶民文化中，1934年，美国漫画家Alex Raymond（1909-1956）创作的连载漫画《飞侠哥顿》（Flash Gordon）中，虚构了一个统治“蒙戈星球”（Mongo）的大反派“冷血魔王明”（Ming the Merciless），用以影射中国人的无耻形象。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的“黄祸论”，往往使用“蒙古人种”的概念泛指“中国人”，因此他们揶揄讽刺的对象，既可以是邪恶的“满洲博士”，又可以是统治“蒙古”的“明魔王”。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黄祸论”对“东方”的妖魔化之下，“蒙古”一词开始被贴上“野蛮”、“僵化”、“不科学”等负面标签。而西方帝国主义对东亚世界的妖魔化，也正符合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批判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话语。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亘古未有的思想变局。晚清革命党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开始借用西方的人种划分，试图借此区分满、汉，发起种族革命。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接受了“黄种人”这个西方概念，并进一步将“黄种人”划分为以汉人为代表的“中国人种”与以满蒙为代表的“西伯利亚人种”，从而建构“皇汉／夷狄”的种族对立论。革命党人对满人的攻击，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却也将东方主义式的“蒙古人种”观念引入中国，并将其转化为对满蒙民族的污名化。在种族主义与革命浪潮的席卷之下，“蒙古”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几乎成为“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而“蒙古大夫”的形象也从妙手回春的“神医”沦为颟顸无能的“庸医”。如此说来，蒙古大夫的庸医形象，不仅不是“自古以来”的历史事实，而无疑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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