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基教了65年书，他曾说“还是当老师好”。
90岁的邓子基
2012年，邓子基为师生颁发奖教奖学金。
青年邓子基
1951年，邓子基(前排中)与同学合影。
1962年，邓子基一家合影。
邓子基
（1923年6月-2020年12月22日）
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和教育家。从1952年9月起，先后担任厦门大学学位委员、学术委员、教务处副处长、经济系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职务；曾兼任国务院经济学科初审组成员、国家教委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等职务。
厦大资深教授邓子基昨天中午辞世，享年98岁。他是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国家当家理财的道理。
昨天中午，邓子基的孙女在朋友圈发布消息说，敬爱的祖父、财政学家邓子基于2020年12月22日11时35分驾鹤西去，享年98岁。
厦大证实此消息。
最近几年，邓子基深居简出，在自家阳台上锻炼身体，自制健身操。他还有一个本子记录养生保健知识。因此，昨天消息传出，很多人大感意外。他的女儿邓力文在今年为父亲98岁生日写的一篇文章说，因为年后抗疫，她和哥哥一起陪伴老爷子，有40余年没有这样了。她写道，这些日子，老爷子心里乐，和儿女谈天时更是天南地北，政治经济，国家政策，养身健体，回味过往……
邓子基白眉善目，获称“笑呵呵的弥勒佛”，但是，他98岁的人生，一路都有险峰，即使在理论战线上，他也曾三度与人“交火”。
一心向学的寒门状元
原本学飞机制造，因为穷苦而转行学经济
这位中国财政界的重量级人物，最开始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因为穷苦而转行学经济，最终成为“财政学的功勋人物”。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沙县夏茂镇儒元村的贫困家庭，9岁失去母亲，11岁失去父亲。家乡至今流传他“瓦砾练字”的故事:当时失学后，每当砍柴路过学校时，邓子基总会静静地趴在窗外听老师的授课，并默默记在心里，有空时就以树枝瓦砾当笔在地上习写。
小邓子基后来在一家杂货店找到一份包吃包住的打扫卫生的工作，把每个月发的2元工资积攒下来，开始为自己未来做打算。过了半年，仅读两年小学的邓子基拿着12元坐船到南平，考上初中。他说，“我当时已经知道，只有读书才会有前途。”
不过，在南平，邓子基很快就变成“穷光蛋”，他回忆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和老乡挤在一个被窝。
仍是知识帮他摆脱困境，他靠每学期的第一名来赢得6元的奖学金。邓子基说:“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注定我必须拿下人生道路各种各样的第一名。”
几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福州高级中学。1943年高中毕业，邓子基被保送到位于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与此同时，他还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
邓子基先在交通大学读了3个月的飞机制造专业后，“弹尽粮绝”，这时，他得知刚开学的政治大学包吃包穿，给零用钱花，毕业后还包分配，他转而投奔政大，就读经济系的财政专业。
贫困还在考验他，抗战胜利后，政治大学搬迁到南京，不过，从重庆到南京，学生们要自行前往。迫不得已，邓子基只好扒火车——他和几位同学在宝鸡“上车”，他们爬到火车皮上，找到可以抓住的把手，整个人就趴在火车上。
邓子基曾经向本报记者回忆说，陇海铁路隧道多，眼见要进入隧道，前面的同学高喊一声，后面的人赶紧低下头，紧紧地贴在车皮上。
1950年，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成为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师从时任的厦大校长、《资本论》中译者之一王亚南。邓子基在王亚南手下接受严格学业训练，他被要求用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某种意义上，王亚南也决定邓子基后来的人生道路，他说，“你以前做过税务工作，那就搞财政学吧。”
经历三次交锋的财政学泰斗
提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 项南评价他“敢摸老虎屁股”
邓子基是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撇开深奥的理论，90岁的邓子基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国家当家理财的道理，即国家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在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把社会的钱收到国家的手里，然后由国家集中起来办大事。
不过，自邓子基1962年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主张，他经历了三次交锋。
第一次在1964年，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不过，在当时背景下，国家分配论最终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家分配论”被发挥到极致——当时，国家财政管理就像一个事无巨细的大管家，大到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小到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生活用品的份额，都是由国家来统一计划安排。
可想而知，到了市场经济时，“国家分配论”面临怎样的风暴。1980年，中国社科院召集全国80多位专家，在厦大召开了一次全国财政基本理论座谈会，就财政的本质问题展开讨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涌来，邓子基又迎来了“国家分配论”的第三次交锋——当时，“公共财政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它是一些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它们强调关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而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正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相契合的。一时间，公共财政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家分配论”遭遇冷落。
无论是1980年还是1998年的交锋，应战的邓子基坚持一个原则:“国家分配论”不动摇——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才有财政。但是，在具体的时段，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稳健财政政策，还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的投放，就要看现实的需要。换句话说，邓子基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同时，也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借鉴新的理论，包括“公共财政论”。
邓子基的学生说，邓子基和他那个时代人最大不同的一点是:能根据现实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改革所提出的需要把自己传统的观点融入到新的见解当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子基带领一批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物价调查。那时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讲商品经济，还要加上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子基在最后的调研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他的报告被送给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项南在报告上批示:“这位教授敢摸老虎屁股。”
后来中央提出猪肉价格放开时，福建省已先行了两年。
【轶事】
不想当官的教授
培养了108名博士
邓子基教了65年的书，用大白话来说，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人才。
数据显示，他培养了108名博士，不过，这108名博士也曾经引起争论——以现在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二三名学生来看，108名实在是太多了。其实，这是有背景的:一方面，是因为在人才培养高峰期，博士生导师每年可以招收七八名博士；另一方面，邓子基从未“退休”。
他曾经被本报问及博士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时年90岁的邓子基很自信地说，他的学生无论从政、从学、从商，一个个都很像样，“质量一点也不会差”。
他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学生很多都在做为国家理财的工作，当大官的不少。
但是，他不想当官，邓子基说:“有的地方叫我离校搞财经工作，有的地方要我去当这个长、那个长的，我都辞谢了，我就想一辈子教书。”他解释说:“还是当老师好，让我多干了31年，如果从政，60出头就要退了。”
这位“年轻的老人”
记忆力让年轻人汗颜
八年前，90岁的邓子基戴着助听耳机接受本报采访，他说:“我75岁时，就有人劝我可以开始享清福，我记得我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三年前，他还向来访者表演他自创的健美操，传授他的“四动”健康之道，即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
邓子基的记忆力据说也让一些年轻人很汗颜，这源于他的一个习惯，每天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他都会做笔录，临睡前再做总结。
感恩三位“王老师”
其中一位是自己妻子
邓子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常说他要特别感恩三位“王老师”，除了导师王亚南之外，还有叔公王守椿，夫人王若畏——王守椿是他和夫人的介绍人。
八年前，邓子基接受本报采访时，骄傲地说:“当初她嫁给我，别人都劝她，说我那么穷，可她说我努力，会有前途，事实证明她是有眼光的。”
谁都可以看出，他有多爱他的妻子。他笑眯眯地说:“没有她，我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身体，更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的成果里也有她的一半。”
几年前，王若畏去世，邓力文说，老爷子把爱藏在心里，每当夜幕降临时，他总会提醒打开放着妈妈遗照房间的灯，七年不断。
（文/本报记者 佘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