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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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根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古代中韩、中日关系史，中国古代隋唐史研究。专著《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2019年被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翻译出版。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洛阳、西安两地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不断发现，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成为中韩学界聚焦的领域。近十余年，新的移民墓志持续面世，研究更为细化，对文献史料中人物间关系的检讨，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迁徙与安置等问题，得到集中讨论。对此前公布的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高钦德、高远望墓志等的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多样。而对最新公布的高牟、李隐之等墓志，学者们则发掘出更多的问题点，涉及高句丽官制及地方行政机构，入唐高句丽移民任职迁变，移民后裔融入唐人共同体的历程，移民家族个案等。不过，由于语言及其他原因，中韩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还存在选题重复、学术规范有待加强等问题，相信通过双方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圆满解决。
关键词：高句丽移民；高藏；唐人共同体；石刻墓志；移民家族
2006年，笔者曾发表《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现状与展望》一文，总结当时所见中、日、韩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百济遗民的数量、去向、生活状况等研究，展望研究愿景。转眼十余年已过，其间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无论从新史料的公布、新观点的提出，以及更多学者参与和大量成果的产出，都令人高兴和鼓舞。虽然此前曾有学者对国内2010年以来高句丽研究做过总体综述，韩国学者尹龙九教授亦有相应的考察，但针对学界的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本身，以及涉及的诸多具体问题，似仍有必要再做总结和评议。鉴于此，本稿专对2006年之后中、韩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试做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高句丽末代王室与泉氏家族研究
1.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研究 关于高藏其人事迹，《旧唐书》《新唐书》“高丽传”、《三国史记》卷二十二《高句丽本纪·宝臧王》等均有记载，具体来说，高藏668年被俘入唐，先在洛阳，后入京师长安，677年被任命为朝鲜郡王，前往辽东，负责管理当地高句丽移民事宜。高藏到达之后，很快联合当地的靺鞨人，迫不及待地发动针对唐朝的叛乱。据现有史料记载，似唐朝对其行动早有预料，故调动各方军力，这次未遂叛乱很快平定，高藏本人遂被流放至剑南道辖下的邛州，永淳初年死于邛州。唐高宗追赠其为卫尉卿，下令归葬高藏于京师长安灞东，赐以葬地，树碑立传，以示优待。
有关高藏的年龄问题，上述史书没有具体表述，难得其实。对此，学者们查找相关史料，纠谬推证多有发明。拜根兴依据《全唐文》卷七《封高丽王嗣子藏诏》中“器怀韶敏，识宇详正。早习礼教，德义有闻。肇承藩业，诚款先著”记载，认为高藏之所以被泉盖苏文推上高句丽王宝座，可能和高藏个人性格有关，诏书文字可看出高藏继立当时并非弱冠孩童，进而推证高藏642年被立为高句丽王时的年龄“应在20岁上下”，以此类推，高藏668年入唐时年龄当在40岁以上，其死亡时年龄当在60岁左右。苗威以泉盖苏文642年“选立的新君年龄不会太大”为出发点，推论高藏继立年龄不会超过15岁；高藏外孙泉毖708年出生，祖孙间80岁年龄差异也算合理等理由，进而确定高藏出生时间当在627年，当然，高藏死亡时年龄也就是54岁了。可备一说!孙炜冉同意拜根兴所说“泉盖苏文，是因看中其不热衷权力好控制的性格，或者是其在王权旁落的情形下具有城府高深隐忍不发的性格”，并以高藏两个儿子出使唐朝，唐太宗诏书两个缘由，认为高藏继立时年龄应在25岁左右，即出生应在武德元年(618)左右。从史料排比以及史料蕴含的史实看，孙炜冉的论述较为客观。也就是说，高藏永淳初年死亡时已年过花甲了。和孙炜冉发表论文几乎同时，林泽杰则是依据新出土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找寻新的切入口，提出高藏出生应在武德元年(618)左右，在辽东联合靺鞨密谋叛乱时年龄已近60岁。也就是说，孙炜冉、林泽杰两人不约而同发表的论文中，对高藏生年及年龄持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甚是难得!
与此相关联，对高藏的性格到底是不热衷权力好控制，还是具有城府高深隐忍不发的品性，抑或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发挥着王权赋予的权力和作用?拜根兴、孙炜冉、林泽杰显然主张前者，而冯立君专文探讨高藏“政不由己”及入唐轨迹诸问题。冯氏依据现存文献史料，找出泉盖苏文集权时期，高句丽王高藏并非“政不由己”“素受胁制”的蛛丝马迹，得出高藏“可以有效支配盖苏文”等结论，即阐发论证现存六种史料记载，进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具体来说，他“针对此说提出六种不同的反面例证，意在说明高藏并非‘政不由己’，同时阐释唐高宗这一与事实不符的判断之历史原因，并通过探讨高藏的入唐政治经历，对这一问题所涉细节再进行补充，以勾勒一幅与以往大为不同的高藏肖像”。应该说，这种探索很有开拓创新之意涵，对一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似亦有帮助，但在论证过程中，应注意史料的诠释度、史料本身的意涵，以及现存史料间的相互联系。冯氏对高藏入唐后唐廷的对应处理措施的解释可备一家之言。
高藏在辽东密谋叛乱涉及问题。对于高藏受唐朝指派，到达辽东不久就密谋发动叛乱败露，此前黄约瑟、姜清波、牛致功、苗威以及笔者均有所涉及，一般认为高藏密谋叛乱败露和泉男生其人关系密切，也有因泉男生在高藏密谋败露后才到辽东，故提出其与泉男生应无关系的见解；而唐朝在辽东培植新的势力，进而成为高藏密谋败露的主要原因。对此，孙炜冉则有新的解释，他认为“正是因为高藏与泉男生宿怨颇深，所以在辽东期间难免彼此不睦、各怀心事，而在处理辽东问题上泉男生的价值显然高过高藏，所以高藏才成功被泉男生构陷，这是两者的政治价值决定的，而并不是唐朝不清楚高藏没有谋叛的事实，并且还彰显了唐朝宽宥的政治处理方式”。
近年来学界对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的年龄、在位期间的政治动向、入唐后的行迹等问题展开探讨，对于厘清高句丽灭亡前后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作为高句丽末代王，他的性格走向及政治趋向，决定高句丽末期国运轨迹，直接影响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关系。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史料的辩证和诠释上，史料辩证是历史学者必须遵循的法宝，而新资料的发现和运用，则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2.高德武与高仇须的身份认定高德武为高藏之子，在《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以及《三国史记》等史书中均有记载。高仇须其人不见上述史书，只是在陈子昂为建安王武攸宜所写《为建安王贺破贼表》《为建安王与辽东书》，李峤《为纳言姚畴等贺破契丹表》中出现的人物。两个人物在武周统治时期各有迹可循，史料记载清晰明确。
应该说，最早提起高仇须其人者为著名学者岑仲勉，他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中首次提到高仇须。认为“高宗末招还高藏后，高丽事如何处置，均甚缺略，观此文，则知武后通天中辽东尚是高氏为都督，犹奉唐命，可稍弥其缺矣”。此后韩国学者卢泰敦在《高句丽遗民史研究：以辽东、唐内地及突厥地区的遗民集团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在辽东地域出现朝鲜郡王、安东都护府羁縻体系相互协力并相互监督的治理方式，而亲唐的辽东州都督高仇须，就是这种体制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与此同时，卢氏依据上述陈子昂所撰的两篇表文，认为武氏家族曾嫁女与高仇须的父亲，其中可能与解决高藏谋反事件中高氏所建立的功勋有关，故而才有表文中出现“贤甥”之文字表现。已故著名东亚史学者黄约瑟亦依据岑著脉络，认为唐高宗末期曾奉行和亲政策，嫁武氏家族女到辽东，即武周家族女曾与高句丽移民首领通婚。笔者认同卢泰敦、黄约瑟两位的看法，认为从高藏谋反到被流放邛州，随后唐朝将和蕃公主嫁与高仇须的父亲，从高仇须的父亲担当辽东州都督这件事看，可能唐朝在处理高藏谋反事件中，高仇须父亲扮演的角色当甚为关键。其一，唐朝没有将皇后一族的女子(和蕃公主)嫁与高句丽王高藏的子孙，也没有顾及投诚唐朝，对唐朝忠心耿耿的泉氏家族，而选择了高仇须的父亲，可预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要么高仇须父亲可能作为高句丽王室近支，高藏身边人物，他以实际行动效忠唐朝，在辽东高句丽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唐朝因此选择他接替高藏担任辽东州都督；要么他在挫败高藏密谋反叛阴谋中起到特殊作用，唐朝用下嫁和蕃公主、授予辽东州都督官职奖励他。笔者以为后者可能性较大。其二，唐朝仍然没有放弃利用高句丽王室安抚高句丽人的策略，史载此后武周政权曾任命高藏的孙子高宝元、儿子高德武为朝鲜郡王，前往辽东，安辑辽东高句丽移民，但另一方面，唐朝从辽东高句丽王室之外或者王室近支的实力派中培植代理人，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人推至前台，下嫁和蕃公主，利用和皇后武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也应是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此后，高仇须率领麾下兵士为武周政权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剿灭契丹叛军，说明唐朝在辽东一带奉行的双管齐下策略颇具成效。另外，高宝元、高德武赴辽东统摄高句丽旧户的同时，依附武周的高句丽移民高仇须势力的存在，成为武周朝廷制衡辽东高句丽王室势力策略的着眼点。697年高宝元没有按计划赴辽东，一年后派其父辈高德武成行，其中高仇须因素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有关高仇须其人的解读，学界还有将其与高德武二者合一的看法。最早提及高德武、高仇须为一人者为程妮娜教授，她在《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一文中直接认为高仇须与高德武实为一人，即将《唐会要》卷七三《安东都护府》条中提到的高德武改为高仇须，辽东州都督和安东都督因此合一等同，此似略显随意。苗威在《高句丽移民研究》一书中，在程教授已有立论的前提下，连缀二者疑似同一人的各种“证据”，具体论述推定高仇须、高德武两者同为一人。如上所述，现存唐宋史料中，似未发现任何可确定高德武和高仇须同为一人的记载，辽东州都督与安东都督两个实体合二为一缺乏史料依据，故这种推定只是建立在学者依据相关史料推论的基础之上，有的论述或许还需进一步推敲。孙炜冉认同这种推定；冯立君则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质疑。无论如何，从现存史料状况看，将高德武、高仇须推定为同一人论据仍显薄弱，故虽可作为一家之言，但还需更有力的史料证据证实才是。
3.泉氏家族关联问题 有关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泉毖墓志及泉氏家族研究，此前杜文玉、姜清波、连劭名、拜根兴等学者曾做过一定的研究，苗威发表《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述论》《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证》两篇论文，进一步探讨泉氏家族涉及问题。
前篇首先探讨泉男生、泉献诚父子移民唐朝的时代背景，即爬梳6世纪末、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三国复杂多变的交往史，唐朝介入朝鲜半岛后政策变化，高句丽内政危机等；其次，通过出土墓志，论述泉男生、泉献诚、泉毖等入唐后事迹；最后，分析泉男生父子入唐受到礼遇的原因。作者认为在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和用人政策之下，对于蕃将，唐廷大胆任用并非特例；而泉氏父子个人良好的能力和对唐廷忠诚为这种礼遇提供了保证。作者考察泉男生等人墓志中自我认知的变化，为高句丽移民有关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了依据；指出应客观评价泉氏父子入唐事件，并通过《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对泉男生入唐的见解，认为高句丽是割据于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权。后篇以泉男生墓志为中心，对泉男生其人专案研究。全文分泉男生入唐前史事考释、泉男生移民唐朝、泉男生在唐的主要活动、对泉男生入唐的评价四部分。因论文选题和前者有重叠的缘故，论述中亦有重复内容出现。虽则如此，作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题论证和个案研究，基本厘清泉男生入唐关联史事，特别是将泉男生入唐放在当时唐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讨论，最终得出客观真实结论，实属难得。
金荣官、曹凡焕《对高句丽泉男生墓志铭的解读和研究》一文，首先阐明该文的撰写是基于韩国学界对泉男生等高句丽移民墓志绝少关注利用的缘故，其次论文着重论述泉男生墓志发现境遇、时间以及志文书法等要素，指出学界的基本研究动向，即根据墓志拓片整理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志文录文。如上所述，有关泉男生墓志研究论文已经有很多，其中重复研究或者自说自话已习以为常。这篇论文的最大优点就是整理出泉男生墓志研究学术史，即从192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第一篇论文开始，注释中详细列出各个时期有关该墓志铭的著录、研究论文信息，这一点恰恰为现有研究所缺少。通过阅读该论文，迄今为止中、韩、日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泉男生及泉氏家族研究尽在其中。而对如泉男生墓志史料学术史的探讨，应该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葛继勇也有《从高句丽百济人墓志看高句丽末期的对外关系》一文，涉及上述泉氏家族人物及其他高句丽移民墓志，探讨高句丽末期与唐交涉事宜。
除此之外，郑元洙发表《泉男生权力的丧失背景及其出走》，从泉氏兄弟权力争执和泉男生权力丧失并于其后出走两个方面，探讨高句丽末年泉氏家族内部争执的原因背景，以及泉男生选择投唐的原因。冯立君《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一文，则探讨高句丽泉氏由反唐到投唐、亲唐的政治抉择与7世纪中叶唐与高句丽政治关系的演变，认为泉盖苏文残暴、桀骜不驯形象是唐朝与新罗史籍刻意塑造的，而泉男生最终投唐，固然与高句丽内政逼迫有关，但唐朝廷的外在拉动亦至关重要；泉献诚丧命于武周酷吏淫威之下，但死后官方沉冤昭雪，矫枉过正，泉氏族人的际遇代表部分高句丽人的入唐发展轨迹，折射出帝国辽东统治貌似紊乱，实则成功促使高句丽人如同诸多内徙非汉人一样逐步“内蕃化”的现实。上述两篇论文均是探讨泉氏家族涉及问题，但后者立论高深，诠释考辨现有文献及墓志史料，提出新的见解，而对泉氏家族入唐后诸多史实的解析，论者对包括入唐高句丽人在内的周边内附民族“内蕃化”之见解因此和盘托出。
二、入唐高句丽移民的总体探讨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编集《唐代海东藩阀志存》一书，学界由此知晓出土于洛阳的高句丽移民泉男生、高慈、泉献诚、泉男产、泉毖、高震墓志。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洛阳、西安城市建设的加快，两地出土大量中古时期墓志，而盗墓之风盛行则加速了这种态势，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出现因此也不时搅动着学界的神经，给人无限的忧虑和惊喜。孙炜冉以《高句丽入唐移民与仕唐蕃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价值》为题，梳理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历程，论证其学术价值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及现实问题、学术前景等，并指出研究中需要注意研究对象和方法，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信凭性，促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1.移民(遗民)的迁徙与安置关于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迁徙、安置问题，唐史史料本身及韩国史书《三国史记》的记载各有所本存在差异，范恩实依据现存史料和出土墓志，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了深入的探讨，得出许多可自圆其说的结论。首先，范氏认为李敬家族从未进入高句丽治下，唐太宗优待赵郡李氏，与高句丽没有关系；豆善富家族入唐时间为高宗总章年间，并非唐太宗亲征的贞观年间，进而纠正了拜根兴此前的看法。其次，通过大量的史料比正，认同总章元年(668)、二年(669)唐朝两次迁徙高句丽人入唐。前者内迁高句丽人分别是高句丽王室，随泉男生降唐者，其他助唐立功者，一般高句丽上层贵族人物，充作奴婢奴隶的高句丽人等。范氏采用《通典》所载内迁高句丽人口28200户的记载，考察贞观十九年(645)唐朝迁徙辽东高句丽治下百姓入唐的史实，并提及其余两次小规模的迁徙。最后，讨论高句丽移民的安置问题。其一，安置于京师长安的高句丽贵族，以及因唐周交替缘故死于神都洛阳，但应了解其最初的居住地当为长安。其二，长安地区的高句丽平民和高句丽奴婢。其三，担当折冲府武官的高句丽移民中层。其四，分散安置在其他州郡的高句丽人。论文对国内学界研究动态了解颇详，对现存文献及墓志史料的分析解读亦甚为精到，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对韩国学界现有研究的了解。
2.移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及其分布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遗物遗迹的地理分布，此前学者很少关注。拜根兴对此有所关注和探讨。论文分遗迹分布、遗物分布两项。其中遗迹涉及分布于西安城南的高丽曲、西安东郊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墓地、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图》壁画，洛阳孟津县高句丽移民泉氏家族墓地，以及史料记载散布洛阳、西安的高句丽移民住宅地等，对其中如高丽曲的位置等问题，作者也有商榷和辨证。遗物主要是指自20世纪初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等。论文考察发现于洛阳北邙山一带的高句丽移民墓志。计有泉男生、泉献诚墓志墓碑，泉男产、泉毖墓志，高玄、高震、高慈、高性文墓志，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高德、王景曜墓志，李怀、豆善富墓志。分布于洛阳周边地区的高句丽移民墓志有高足酉墓志、高震女儿高氏墓志。分布于西安周围地区的有高木卢墓志，以及在作者看来属于唐朝建立之前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后裔李仁德、似先义逸墓志。同时，作者认为上述17方墓志可分为三种情况，即高句丽灭亡前后入唐的第一代、第二代高句丽移民墓志，入唐高句丽移民第三代之后移民后裔墓志，高句丽化的汉人在高句丽灭亡前后回到中原人士后裔墓志。对于这些墓志收藏地点，作者也有清晰的辨别和分析。有关高句丽移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和分布，相信随着考古发掘或者其他相关渠道的披露，其内容会不断地丰富，可资探讨的问题会更多，参与讨论的学者的看法也会更加多样化。
李文基发表《从墓志看在唐高句丽遗民祖先意识的变化》，即依据出土高句丽移民墓志，提出入唐高句丽移民祖先意识的变化问题。在此基础上，李成制《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的出自记录及其蕴含的意义》一文，探讨唐人墓志制作过程和资料的性质，墓志的记载方式和移民的出生地，遗民墓志的家系和伪托现象等问题。作者认为移民志文撰作的方式及最终成文镌刻，具体到墓主的出生系谱，除过已有的格式和有选择地采用墓主行状履历，再加上唐廷对墓主的评价等之外，志文中高句丽移民的整体性和自我意识因此几乎很难看到。作者还对比泉男生、高足酉、黑齿常之志文，探讨志文对墓主出自记载的差异，认为志文一般按照“都督府+地域”记载墓主的出自，这种方式在入唐突厥人墓志亦得到确认。作者提到入唐高句丽移民对自己出生地及先祖的伪冒假托现象，认为这可能是异民族入唐为生存而采取的一种自保行为。
3.移民墓葬及其墓志的史料价值应当说，由于入唐高句丽移民墓葬和墓志在整体唐人墓葬中所占份额偏少，学界重视的程度相对不高，对其整体研究也相对滞后。鉴于此，拜根兴发表论文讨论这一问题，即论证入唐高句丽人墓葬及墓志的总体状况。认为这些墓葬分布于唐两京所在地区，其他地域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发现报道；墓葬均未经正规的考古发掘，现在看到的均是盗掘或者盗掘后考古部门的清理而已，故而对墓葬中除过墓志之外其他要素缺乏了解，当然对墓葬整体的解读也就很难触及；移民墓志数量不断增多，即从20世纪30年代罗振玉搜集的7方墓志，到20世纪90年代的9方，以及现在的28方之多；墓葬呈现家族式埋葬特点，即同一地点发现父子两人墓葬。
对于移民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作者也有论述。认为从墓志记载墓主籍贯看，虽然多记载来自辽东或朝鲜半岛，但具体表述则有差异；志文中有思念故乡的内容，反映第一代移民有别于常人的矛盾心情，可能其他高句丽移民终老之前也有同样的心情，只是志文中没有涉及而已，对此不必过分诠释，也不能视而不见。涉及墓主生前的身份，以及某些不便言明的东西，如高足酉、高铙苗、高牟志文全然不涉及墓主入唐之前事迹，显然是和其在唐丽交战当时投诚唐军有关，撰述者应当是唐朝门下省著作局专门人员；李他仁志文撰述者可能是和其交往颇深的高句丽化的汉人，其亦应是随从李他仁一起投诚唐朝者；泉氏父子兄弟志文撰述者要么为当朝著名人士，要么为子嗣至亲，其与当时唐人丧葬礼俗时尚没有什么差别，显示高句丽移民逐渐融入唐人大家庭的客观事实。作者还将当时可看到的21方墓志墓主分为四个层次，即高藏为首的高句丽王室成员，泉男生家族及迫于时势投诚唐廷者，高足酉、高牟、高铙苗等志愿投诚唐朝者，以及高句丽化汉人群体。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作者认为高句丽移民墓志作为唐人墓志中的一个方面，彰显现存唐人墓志墓主身份的多样性，可引证补充现有史料的不足，为探讨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提供鲜活的史料，丰富学界对七八世纪唐朝国家民族融合繁盛局面的看法。墓志中出现现存文献资料中完全缺如的人物，如高性文、高慈父子，高足酉、高玄，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及其女儿高氏，李他仁及其儿孙后裔等。这些在文献史料中不曾出现的人物，其入唐后发挥各自能力，成为捍卫唐朝边疆安宁的忠诚卫士，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国捐躯，在开放包容国策背景之下，政府毫无差别理所当然地褒奖追赠，多民族统一国家应有的气度和对有功国家英雄的缅怀跃然纸上。而文献中已有人物，志文则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丰富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泉男生、泉献诚父子墓志，高铙苗、高牟墓志就是如此。这些高句丽移民墓志，也为入唐高句丽移民个案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论文还谈到应以更宽阔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或者说从史源学角度认识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价值。
余昊奎、拜根兴共同署名《通过遗民墓志铭看唐朝的东方政策及高句丽遗民的动向》，利用近年来公布的高句丽移民墓志，探讨7世纪八九十年代唐廷东方政策的变化，以及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其探讨的角度和视野颇为独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相当的深度。金英心《从遗民墓志看高句丽百济的官制》，即从已公布的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为中心，探讨高句丽、百济官制。
总之，从不同的角度，或宏观或微观，对入唐高句丽移民墓葬、墓志涉及问题，唐廷对移民政策变化及移民自身的反应，特别是对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的探索，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4.移民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及支配层的文献及墓志郑炳俊的论文，着重探讨高句丽移民入唐后担当重任，为唐及武周捍御边疆东征西讨，形成唐军中所谓的高句丽人军事集团问题。金秀镇发表《对移住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和支配层文献和墓志铭的记录》。首先通过列表形式，重新整理史书出现的入唐高句丽俘虏和高句丽上层资料，统计各个时期入唐高句丽人数字、重要人物等，涉及韩、中、日学界已有研究动向。其次讨论墓志铭所见入唐第一代高句丽移民的整体性问题，仍然以列表形式，详细列出现存墓志中固有的各种要素，一目了然，而学界对墓志铭的研究成果也依据墓志别列表展示。论文逐一论述高句丽移民第一代入唐经纬，涉及冒姓问题、高句丽灭亡之前中上层艰难选择、高句丽灭亡之际的叛徒背信者等；第二代以后整体性的消退和融入唐人共同体趋势，并详细列出个别文献资料提及，墓志铭中有明确家系的高文协、李乙孙、李尊武、弗德、冉有、高廉、泉玄隐、泉玄逸、泉玄静、高帝臣、高鞠仁、高崇德、高履生、泉光富等38人，这种统计在其他论著中似还未看到。该论文对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可提供新的视角，其中对已有研究的评述，有理有据，有助于论述的展开。另外，金秀镇博士学位论文《唐两京高句丽遗民研究》，以“高句丽遗民的向背与入唐”，“墓志铭反映的高句丽遗民的出身意识”，“高句丽遗民的出仕方式和位像”三个章节，探讨在两京的高句丽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期待该博士论文尽快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作者解读两京高句丽移民的生活和移民融入唐人共同体的不凡历程。
5.移民研究的几部专著有关高句丽移民研究专著，现在知道的有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三部专著各有长短和特色，姜清波书之外，其余两部专著均有多篇书评发表，为中外学界所了解。当然，作为书评，其中也不同程度指出两部著作各自存在问题。在此，笔者对于书评作者的言论不予置评，只是简单阐明自己的看法。姜清波书其实是其博士论文的修订稿，除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之外，也涉及朝鲜半岛古代新罗、百济进入中原的移民，引用文献史料比较多，而对出土的石刻墓志相对关注不够。苗威书中关注高句丽移民的纵向历史，即触及高句丽建国之后各个时期进入中原王朝的移民，体系完整、论证流畅，高句丽移民关联的诸多方面问题均已涉及，只是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爬疏还有待加强。拜根兴书中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虽涉及百济移民事迹，但对高句丽移民关联的诸多问题亦多有论述，特别是参照韩、日学界动态，避免在探讨一些问题上的重复；同时，还注重实地考察，探明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应更多地结合现存文献史料，对一些问题的发掘还应更深入些。无论如何，上述三部专著为学界贡献出高句丽移民研究的基本脉络，由此可清晰看出学界的研究轨迹。虽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论述或许还有些许瑕疵，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学界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奋发向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韩语版《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的封面和底面
韩国古代史学会编辑出版的《韩国古代史研究》第75辑，刊登6篇有关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铭专论以及4篇与移民关联的论文，作者为韩国学界负有盛名的朴汉济、权悳永、尹龙九、李成制、李镕贤等学者，基本上反映了韩国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百济移民的总体看法。
三、新公布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研究
1.对已有石刻墓志史料的研究
(1)高慈、高性文(质)父子墓志。入唐高句丽移民高慈墓志1917年出土，此后内藤湖南、罗振玉、毛汉光等学者先后做过探讨。2006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收录了高慈父亲高性文(名质，字性文)墓志，至此，父子虽同时战死沙场，两方墓志出土却前后经过近百年，成为学界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涉及问题的重要史料。2007年王化昆刊出《〈武周高质墓志〉考略》一文，解析墓志涉及问题，并附墓志拓片照片，其中对墓志撰者韦承庆的考述堪称完备；同年闵庚三发表《新出土高句丽遗民高质墓志》论文，即通过墓志介绍墓主生平，并将志文译为韩语，方便韩国研究者做进一步研究。拜根兴《高句丽移民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考释》，则着重考析高氏父子的先祖，入唐时间及入唐后的活动，两方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此文后被译为韩语，题为《高句丽遗民高性文·高慈墓志的考证》，发表于2009年韩国忠北大学史学系编《忠北史学》第22辑。赵振华、闵庚三合作发表《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长文，全面探讨高氏父子墓志，内容涉及高质家族的祖源，家族繁衍变迁，高质归降唐朝东征西讨，参与平定营州之乱及所领军队构成，磨米城殉国与武周诏敕旌表，名流大家撰述墓志与归葬邙山等。全文论述有理有据，辨析得当，是一篇全面探讨高氏父子墓志及生平的上乘佳作。毋庸讳言，上文提及的总体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论作中，亦多提及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不再赘述。
(2)入唐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事迹，高钦德、高远望墓志。有关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此前李琪等学者已有论文发表。苗威亦有探讨高仙芝论文刊出，探讨高仙芝的先世祖上，作为蕃将在唐活动，以及从高仙芝生平看高句丽移民后裔等。该论文有别于纯粹唐史研究者，或者古代军事史研究者之论述，以高句丽移民后裔代表身份，即以移民史角度，探讨高仙芝在唐朝开放包容背景下成为唐人共同体一员的非凡经历。
权恩洙《高句丽遗民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铭的检讨和解释》一文，注释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志文，并将其翻译为韩文；通过志文分析墓主先祖世系、入唐时间、在唐活动等问题。作者提到现存入唐高句丽遗民墓志及其他史料中涉及的730年代分界线，即730年代之后志文记载墓主多以“渤海人”自称问题，力图将其与渤海国、唐交涉联系起来。究其原因，此可能与作者十余年来从事渤海史研究，而渤海史关联史料缺少，故将一些和“渤海”关联字样的资料统统和“渤海国”联系起来有关。当然，基于学术研究的任何尝试都值得称道，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而事实上，入唐高句丽移民后裔志文中出现冒用“渤海人”郡望并不少见，其他非“高氏”者，亦称其郡望为“渤海脩人”等，显示出异民族人士入唐后心态的变化，其与渤海国似并无关系。
(3)高铙苗墓志铭，李他仁墓志铭。高铙苗墓志2008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因志文中有“恩诏葬城南原”字样，其应是非正规出土于西安城南某地。同时，高铙苗其人在唐罗联军进击平壤城之时，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导引唐军入城，其在《三国史记》卷二十二中有记载，无疑墓志的出土可验证史书的记载。任职碑林博物馆的张彦发表《唐高丽遗民〈高铙苗墓志〉考略》，通过墓志论述高铙苗生平，入唐时间及原因，诠释志文中的用典，是探讨高铙苗其人墓志事迹的首篇论文。
金荣官发表的《高句丽遗民〈高铙苗墓志〉检讨》，应是迄今看到有关探讨该墓志及高铙苗其人最全面深入的一篇。作者亲临碑林博物馆考察志盖、志石形态和现状，判读志文用典，并将其译为韩文；对于志文中涉及的墓主官职，认为高铙苗担当“左领军员外将军”并非实授；利用现存文献和墓志史料，逐句考释志文，探讨高铙苗入唐背景和活动；考察高铙苗的姓氏和名称，指出高铙苗入唐数年后突然死亡，大胆推论其是否因为早先的背叛行为促使高句丽灭亡，招引在唐高句丽移民暗杀?因志文只有短短的173字，高铙苗除过作为内应助唐攻破平壤城之外，其在高句丽的经历，家族婚配，入唐数年间的活动均无从知晓，故作者依据文献史料的大胆推论似可圈可点。期待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为探讨在唐高句丽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提供依据。
李他仁墓志是陕西考古研究所1989年清理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基建工地一座唐墓时出土，近十年之后清理发掘者孙铁山发表《唐李他仁墓志铭考释》一文。因该文并未公布墓志拓片照片，故虽有墓志录文，其仍有许多不可知存在。直到2010年才有拜根兴在孙铁山研究的基础上的论文发表，在中韩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拜根兴论文从李他仁的出生地栅州、族属，其入唐时间、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四个方面入手，利用墓志及现存其他史料，论证李他仁并非孙铁山所说的靺鞨人，而是不折不扣的高句丽人；李他仁入唐时间为乾封元年(666)到总章年间。对李他仁入唐后参与征伐高句丽移民叛乱，其死后2年才下葬等问题，作者也有深入论述。可能正是因为该论文在中韩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后续的研究因此展开。到现在为止，韩国学界出现三篇专门探讨李他仁墓志的论文。韩国延世大学安定俊博士连续发表《李他仁墓志出版的李他仁的族源和生涯：高句丽栅城地域活动的靺鞨人事例》《李他仁墓志拓片照片的发现和新判读文》两篇论文，重新探讨李他仁墓志铭涉及问题。前文对孙铁山录文划分段落，并有详细的注释和韩语译文；依据孙铁山、拜根兴论文中发端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文的撰写是基于作者在孔夫子网上偶然发现的李他仁墓志拓片照片(不完整)。暂且不论安氏两篇论文学术论点的优劣，但作者锲而不舍追踪探讨，论文细致入微的剖析论证，值得称道。
余昊奎、李明合撰《高句丽遗民〈李他仁墓志铭〉的再判读及主要争点的检讨》一文，将李他仁墓志研究推向新的高点。李明为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他仁墓志铭拓片原件由此面世，余昊奎教授专攻高句丽史，近年来关注高句丽移民研究，他们合作撰写论文，使得李他仁墓志研究更具信凭力。论文依据墓志铭原始拓片，确定志文为30行，行33字，共1031字；认为孙铁山录文中误读的文字很多，列出志文中一些异体字，提出自己的看法；推出墓志铭新的录文，并有详细的注释和韩国语译文，注释中对近年来公布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多有参考；对于学界有关李他仁族属对立的两种看法(靺鞨人?高句丽人?)论文通过探讨高句丽灭亡前栅城地域地方统治现况，认为即使李他仁的先祖出身于其他异民族，在当时李他仁仍认定自身为高句丽人；具体推定李他仁降唐时间在667年9月到668年初。认为李他仁墓志不仅可明了高句丽灭亡之前栅城地域地方统治的实像，而且也提供了崭新的高句丽灭亡之后唐廷羁縻政策下高句丽移民的动向史料。总之，有关李他仁墓志铭的研究引出的高句丽灭亡前地方统治实像、地方乃至中央人心向背，高句丽灭亡之后唐廷的羁縻政策，入唐之后高句丽移民的生存状态等问题，这些均为进一步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重要因素，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
2.新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研究
2012年前后，入唐高句丽移民新的墓志仍不断出土，入藏西安、洛阳所在的博物馆，研究持续火热进行。依据中韩学界学术刊物公布高句丽移民墓志先后顺序等信息，计有高牟墓志、高提昔墓志、单南德墓志、高乙德墓志、高英淑墓志、刘元贞墓志、李隐之墓志7方。下文逐一解读中韩学界的研究现状。
(1)高牟、李隐之墓志铭。高牟墓志铭此前无人知晓。据楼正豪《对高句丽遗民高牟的考察》所述，该墓志出土地点、时间不详，原石已不知去向，志文拓片仅存，拓片流出有限。而高牟其人，清人编集《全唐文》收录唐人判文中曾有提到，再未见其他记载。楼氏依据所获墓志拓片做有录文，并探讨高牟出身及入唐背景，推定高牟入唐或许是在唐军大兵压境时作为内应，为唐罗联军最后攻陷平壤立下汗马功劳，时间为668年。同时，还参考上述和高牟关联判文，论证高牟入唐后的诸多事迹，以及唐廷对投诚的异民族上层人士采取的优待政策。楼氏本科中文出身，文稿中对志文及判文的诸多典故多有爬梳，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拜根兴注意到志文中“三韩”“十部”“东海”“外荒”等高牟入唐前故乡字样，结合高牟生前担当“冠军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职务，及拱卫宫廷史实，并排比现存高句丽移民志文相类似表述，推测志文或许以此强调高牟“生前所领部伍可能有来自朝鲜半岛者”，并进一步推定唐乃至武周宫廷警卫部队，以及宫廷仪仗队中可能也有来自入唐高句丽移民兵士。除此之外，对高牟死后五年才入土葬埋原因提出疑问。
李隐之墓志铭收藏于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出土地点时间不详。李隐之之子李怀墓志1928年出土，楼正豪认为这是现在知道的高句丽移民27方墓志中的一种。李隐之655年出生于高句丽，705年去世，一生未能出仕。作者对比李隐之、李怀父子志文，探讨李氏的籍贯，指出李怀志文与正史的矛盾记载，对李隐之志文中“枝类”一词，认为志文撰者假托李敏为李隐之先祖，暴露出墓主作为高句丽人的身份意识。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李隐之家族入唐背景，而把李氏父子捏造出身世系和李林甫编撰《天下郡望姓氏族谱》联系起来，有很好的说服力。总之，作者认为李隐之入唐并未出仕，其子李怀官运亨通，后世子孙为抹去高句丽出身印记，因此就假托其出身辽东李氏。从论文整体看能够自圆其说，可作为一家之言。此后，拜根兴、葛继勇的论文中，对该墓志亦做过探讨。金荣官《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墓志再考》，首先确定志石现收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鉴于唐人家族墓地的缘故，李隐之墓志出土地点应与其子李怀墓志一样，在河南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南陈庄村。“墓志铭现状与判读”目下有金氏亲自考察李隐之志石所得，弥足珍贵；依据拓片列表格录文，并有详细注释。认为墓志曾两次撰写，理由是李隐之及其夫人死亡时间不同，墓志记载两人的行迹，还探讨唐人墓志撰写程序、行文顺序要素。“先祖来历与墓主生平”目下指出李隐之、李怀墓志中的几处矛盾记载，认为李隐之入唐时间为唐高宗在位期间，并非李怀墓志所云在唐太宗时期；对“猒海壖之风，慕洛汭之化，重重译纳，随牒受官”有新解，认为和泉男产一样，李隐之父子可能做过翻译，负责与高句丽移民沟通工作。总之，李隐之墓志，以及1928年发现的李怀墓志，虽然是父子墓志，撰写时间相差不远，但对其先祖等关联问题记载却相互矛盾，客观真实探讨其产生矛盾的原因，深刻认识高句丽移民入唐后复杂的心路历程，这是诠释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关键所在。
(2)高提昔墓志铭。王其祎、周晓薇发表论文，率先介绍考察2012年出土于西安东郊龙首原一带的高提昔墓志。论文首先论述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父亲高文协入唐时间为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役，怀疑高惠真与高提昔祖父可能为同一人，即便两者并非一人，亦可“补苴国内城高氏支于、文协父子一支”。其次提及高提昔的婚姻及夫君泉氏，高提昔26岁出嫁，一个月后就离世，其为什么26岁老大不小年龄才出嫁，作者认为“高提昔在其父祖入唐近30年和高句丽亡国六年之后，依然选择同族婚姻，正是早期移民在民族认同与归属意识层面的一例典型表征，同时也由此可以见证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并，婚姻的融合乃是导引最终政治与社会乃至文化融入的基础和前提”。第三，论文除过考释《高提昔墓志》所见官职名、地名之外，还对出土墓志所见高氏一族关联事宜予以探讨，涉及学界普遍关注的入唐移民与其后裔的融入与认同问题。王氏任职西安碑林博物馆，对新出土墓志颇多敏感并及时发表看法，其中探讨不仅切中要害，也显示出作者宽阔的视野和老道的考据功力。随后，金荣官《对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的研究》一文刊出，有录文和注释，也贴出志文、志盖拓片照片；有对现存入唐高句丽移民出生地的列表，以及高提昔丈夫家门的比定等。金氏还通过志文中“秦镜悲其鸾戢，孔匣咏其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里闬亲好，辍朱弦以表哀”中的“秦镜”“孔匣”等，得出“朝廷不知道高提昔的葬礼一事的惆怅之感，也有表达高提昔(家族)和婆家泉氏家族都是没有办法屈服于唐的意思”，以及“都包含着对皇帝暴政和昏聩的嘲弄以及对高句丽的思念和热爱”。无论是泉男生、泉献诚父子迫于时势向唐投诚，还是泉男产、泉男建兄弟投降或被俘到达唐朝，都是当时唐与高句丽关系发展的必然，泉氏兄弟被频繁遣派出征边疆，虽说无奈，但无疑也是心甘情愿的。至于生于唐、长于唐的高提昔，其祖、父投诚唐朝后担当唐朝地方中层官员，在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高提昔的童年生活状况理应不会太差，志文有高支于父子入唐后，“爰赏忠规，载班清级，因兹胤裔，族茂京都”就可说明问题。作为最早入唐高句丽移民，高提昔和泉氏家族成员结婚，是否真正有什么对唐朝的不满和愤慨，上引志文似并不能说明他们对唐朝的满腹愤恨和不共戴天。从志文“然而结聘泉门，才盈晦朔，未谐归展，俄事沦亡，惟其所生，悲摧玉掌。粤以咸亨五年六月四日卒于来庭里之私第，春秋廿有六”看，高提昔长到26岁才出嫁，和泉氏结婚月余后就不幸夭折，故上引史料只是表达高提昔不幸夭亡，亲友乡闾的惋惜沉痛之情，并非金先生所说的不屈服唐朝，嘲弄皇帝暴政和昏聩等。当然，第一代入唐高句丽移民通婚对象多为同民族的高句丽移民，只能说明入唐高句丽人融入唐人共同体还有待时日，等到第二、三代时，随着情况的改变，他们和唐人通婚就更为普遍。
(3)高乙德墓志铭。高乙德墓志最早见于王连龙《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该论文言及是在网络上看到高乙德墓志拓片照片，以文字和书法判断其为真品，附有录文。首先，考释志文中书墓主“卞国东部人”问题，高乙德族出世系，高乙德祖父高岑、高孚在高句丽任官经历，高乙德本人的官任等。重点论证志文中出现此前不为人知的高句丽官职，涉及高句丽郡县制度，高句丽诸“城”问题，地方行政“府”问题。作者认为“墓志刊刻之大足元年(701)，墓志撰写者追述旧事受其时都督府的影响而出现‘辽府都督’‘海谷府都督’的提法。此外，翻译及地名变迁等因素亦应考虑在内。但无论如何，高乙德墓志中出现‘府’的称谓及相关信息，对于六七世纪高句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凡。”
正因高乙德志文对高句丽官位及地方行政组织的记载，以及王连龙论文的触及，开启了学界研究高乙德墓志相关问题的热潮。先是同年洛阳师范学院官网上报道石刻碑志专家王素先生来访，提及出自西安但却在洛阳出现的高乙德墓志。11月韩国《Koreanspirit》报纸刊出韩国东北亚历史研究财团李成制研究员撰写的《唐俘虏的高句丽武将墓志铭的发现》新闻报道，首次在韩国报道新发现的高乙德墓志铭；与此同时，他发表《高句丽武将的家系和传记：对新发现的〈高乙德墓志〉的译注和分析》，在介绍该墓志的发现地点，拓片照片获得途径，墓主的身份认定等事项的同时，收入墓志铭录文和韩语翻译，以及详细的韩文注释，并阐述该墓志的史料价值。同年末拜根兴出版的《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专著中，也附有高乙德墓志铭志文、志盖拓片照片。
葛继勇发表《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涉及高乙德的出身，高句丽末期官僚体系、地方区划，高乙德家族活动与高句丽末期内政与外交。论文对志文中“执垧事”“评台”“司府大夫”官职提出自己的看法，解释高乙德家族在高句丽末期任职“辽府(辽东城)”“海谷府”“南苏城”“贵端城”与唐丽战争关联事宜等。
次年，余昊奎《从新发现〈高乙德墓志铭〉看高句丽末期的中裹制和中央官职》论文刊出，余氏陈述看到墓志拓片照片，与相关研究者的讨论，并对墓志原石缺无及洛阳一带伪造墓志铭现象深表忧虑；解释志文中的一些异体字，指出高乙德墓志历官记载方式；志文记载高乙德及其祖父高岑、高孚均曾历官“中裹小兄”缘故，作者重点探讨高句丽中裹制职官，“垧事”的性质和中裹系列官等的运营。论文还涉及志文中墓主担当“评台”“司府大夫”与高句丽中央官职的关系等。
拜根兴在上述论文中也提及高乙德龙朔元年力竭被俘后，选择归服唐朝，并在总章年间对高句丽战争中有所表现；提及圣历二年(699)高乙德82岁去世，两年后“合葬”于长安城南杜陵北，只是志文没有提及合葬夫人及其子女情况，进而推测高乙德夫人可能是唐人女子。总之，高乙德墓志增加了入唐高句丽移民数目和类型，而对高句丽末期官等名号的记载，不仅可以印证现有文献，填补高句丽职官研究的空白，对高句丽末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
(4)南单德墓志铭。关于南单德墓志，赵力光编集《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墓志续集》首次收录。楼正豪发表《新见唐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考释》，论述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方入唐高句丽人后裔墓志。论文分南氏家族入唐、南单德与两蕃乱离、燕郊妖氛中的南单德、墓志撰述者薛夔四个部分，对志文涉及南单德家族繁衍、本人在唐活动等均有所论述，其首发之功不可磨灭。其后王菁、王其祎发表《平壤城南氏：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阐述2010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红旗乡浐河东岸出土，后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南单德墓志。该墓志为“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无书者名。作者认为该墓志不仅为入唐高句丽移民增添了一族新姓氏，也为研讨中原南氏的变迁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另外，还能为研讨唐代以后开始较多出现的南氏人物世系与族属问题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案卷，并为进一步研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归属意识与民族认同问题，以及渐趋融入唐人共同体的历程，为站在以中国为核心视域的角度来探索“朝贡体制”问题下的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提供一典型个案。
拜根兴论文首先指出南单德归葬“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为探讨唐长安、万年县基层行政组织提供了新的史料；其次重点论述志文中南单德家族入唐后作为城傍“子弟”首领，被安置于安东属下的城傍，而城傍作为安置入唐高句丽军民百姓的主要行政单元，和唐朝地方郡县有同样的职能，并在此后捍御唐、武周边疆安定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谈及南单德祖父南狄任职磨米州、唐朝开放包容与民族融合等。
除过上述论文之外，张秉珍发表《对新见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的探讨》，金荣官也有《对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的研究》论文发表。金荣官坚持特有的研究方式，探讨南单德墓志研究学术史，亲自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探查原石状况，给出墓志拓片照片及自己的判读录文，重点注释志文并翻译为韩文；考察志文撰者及撰作背景，墓主先祖的出自和活动，南单德本人的出身和活动等。王连龙、丛思飞《战争与命运：总章元年后高句丽人生存状态考察——基于高句丽移民南单德墓志的解读》一文，以通过南单德一生经历，即安东与配住、归州与射生、幽州与汾阴公、洛阳与封王等，以个案研究方法，反映高句丽移民在唐的生活轨迹，真实展示高句丽移民总章之后的生存状况。无论如何，南单德墓志的发现，为入唐高句丽人增加一个新的姓氏；南氏复杂的人生经历，引证了唐廷这一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实施的曲折和艰难，昭示与入唐其他民族一样，高句丽移民后裔融入唐人共同体的艰难历程。
(5)高英淑墓志铭、刘元贞墓志铭。《大周辽西府折冲故夫人高氏墓志之铭》首先见于王晶辰主编《辽宁墓志》，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对这方墓志墓主高英淑其人，田立坤依据志文和其他资料界定其为契丹人，宋卿认为其为入唐高句丽人，但未做进一步论述。权恩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专文探讨高英淑墓志涉及问题。权氏首先依据辽宁省博物馆所展示志石照片录文，随后一字一句翻译为韩语，并有详细的注释；其次，对于此前认为高英淑出自契丹的说法，作者通过考察高英淑的出身和家系、社会地位，认为高淑英墓志中有“昌黎孤竹”“高辛氏”的缘故，说明其与北朝高句丽系统高云后裔有关，进而界定其为营州所在的高句丽人。作者还对比高英淑墓葬与唐初皇陵墓主(公主)陪葬规格，认为作为女性的高氏在营州享有很高的地位。
李成制《世居辽西地域的高句丽遗民及其生存状况：〈高英淑墓志〉的译注和分析》，首先介绍高英淑墓志的形态等事宜，也有对墓志的录文和注释及韩文翻译，其中对志文中的用典多有追述，对正确理解志文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作者认为“营州为面对高句丽、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前线。考虑到这一点，高句丽遗民集体编入为羁縻州，说明他们是营州都督所属蕃兵的一员。仅从贞观时期就可以得知羁縻州兵力，在营州都督指挥下多次驰骋于唐的蕃兵，其中包括高句丽遗民兵力的可能性极高”；而高英淑墓志可资探讨者仍很多，墓志的史料价值应予以认定。总之，出自朝阳地区，此前不为学界关注的高英淑墓志，其蕴含的史料价值值得重视；至于其到底是出自契丹，还是高句丽，中韩学界有不同见解，但这种探讨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
刘元贞墓志收录于《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全称《大唐故云麾将军守左龙武军大将军上柱国谷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使持节都督天水郡诸军事天水郡太守刘公墓志铭并序》，此前学界对其绝少关注，墓主出自高句丽或其他民族问题更是无人触及。辛时代《唐高句丽移民〈刘元贞墓志〉考释》首次考察这方墓志，道出刘元贞出自高句丽的事实。该文先录出刘元贞及其夫人王氏2方墓志文字，然后据志文“其先出自东平宪王后，八代祖轩，仕冯燕为博士郎中，卒，子孙从燕迁于辽。祖娄，寄辽为耨萨，视中之将军也。轧封东平，得甫天室。父顺，赠北平郡太守。”并援引文献史料，考察刘元贞先祖刘苍、刘轩、刘娄事迹，认为“刘元贞的祖先也因此寄居于高句丽境内，成为高句丽化汉人。在高句丽化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即刘氏在血统上虽是汉人，因为五、六代生活在高句丽，已经是高句丽化汉人了”。就是说，作者认为随着刘氏先祖移居辽东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高句丽化汉人了。其次，作者论述刘元贞在唐中宗复辟及唐玄宗取得皇位过程中建有奇功，和其他高句丽移民王毛仲、李仁德、王景曜一样，刘元贞作为唐元功臣获得重任，但并未如王毛仲一样骄纵，在左龙武军大将军任上归养善终。第三，作者还论及志文中涉及谷阳郡、天水郡，洛阳承义坊以及刘元贞夫妇葬地等，认为刘元贞墓志为现在了解的高句丽移民群体增加了一个姓氏，指出志文撰述者崔朏所作铭文歌体颇为少见。第四，作者对唐元功臣中的高句丽移民做有表格，使人一目了然。总之，通过检索现存唐人墓志，找出更多的入唐高句丽移民等异民族人士事迹，对深入探讨这一领域涉及问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四、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随着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的不断公布，近年来中韩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成果斐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令人瞩目，不仅为这一时期唐代民族史和唐代东亚关系史研究添砖加瓦，也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契机。毋庸讳言，由于参与研究者学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国家学者所持立场的不同，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此前曾经提及或者新出现的问题，有必要在此提出，并向学界师友请教。
第一，重复研究问题。显然，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等史料持续公布，激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大家一哄而上，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情况会逐渐减少。
第二，学术规范问题。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依据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此后出现的论文、论著在展开讨论时应予以提及或批判。但检讨现有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成果现状，一些论文往往对此前已有研究视而不见，似是另起炉灶，却难逃炒冷饭的现实。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只有对已有研究的深入理解和不断批判，遵循学术规范，才能使研究走向深入。当然，这其中可能有语言问题，如韩国学界发表的论文中国一般学者看不到，韩语也看不懂，中国学界发表的论文在韩国亦是如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遵守学术规范，应当引起中韩学界足够重视。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避免自说自话。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加强中韩学者间、中国国内学者，乃至韩国学者间学术交流是为关键。虽然这种交流的频度和广度，随着信息传播的现代化，较以前有所改进，但交流的形式、实质仍需不同程度地扩展和加强。学者间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了解各自方向的最新研究动态，不仅可避免上文提及的重复研究及学术规范的遵守等问题，学者间的友谊亦因此加深；在不断交流中增强对某些问题探讨的力度，促进研究更上一层楼。
鉴于上述问题，在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过程中，中韩学界加强对对方语言的学习至关重要，故以各种途径提高语言能力，加深对对方语言的学习理解，不仅可为进一步交流创造条件，某种程度上也可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总之，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本是自然也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一定会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再创佳绩，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注】文章原载于《 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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