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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趙英雄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急需统治基础的扩大与稳固，迫切需要得到北方士大夫的大力支持，“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显之”。然而通过科举，取录北方士人是朱元璋拉拢争取北方地主的一个具体措施。但是当时明初，南北科举实在是实力悬殊。
造成明初南北科举实力悬殊的不仅有战乱，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原因：人口分布上的南多北少。经过金末的战乱后，中国北方的人口近乎一蹶不振，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后仍然无所改观。1330年，中国的人口重心可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南端——江西九江一带!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原地区人民死伤无数，致使“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河北诸处，兵后田荒，居民鲜少”，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可怕景色。祸不单行的是，各种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黄河、淮河多次决口，致使中原大地被淹，庐舍遭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北部中国已是“遗骸遍野”。过去的“耕桑之地，变为草莽”。即使在明朝建立，天下初定的洪武十四(1381)年，局面也未发生大的变化，当时明朝统治下的人口大约6000万人，而南方的浙江(1000万)、江西(900万)两地即占去1/3，北方的河南、山东、山西人口合计不过1100万余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6，才比浙江一省人口稍多而已。
这一“地倾东南”的不平衡状况自然是矢志要做天下之主的朱元璋所不乐见的。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下，明初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有组织的人口迁徙，重绘帝国的人口分布。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甚至在大明建国的前一年(1367)，朱元璋攻克苏州，消灭张士诚，随后就下令“徙苏州富民实濠州(凤阳)”。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又迁苏州等江南五府“无田产者”4000余户于临濠。洪武七年，朝廷又从江南向“中都”迁去了14万户，尽管这次规模颇大的移民运动并没有实现朱元璋繁荣“帝乡”的初衷。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根雕大门”，为槐根造型，东西跨度 20 米，高 13 米。
除此之外的一些明初有组织移民，至今仍然以传说的形式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在河南、山东、北京、河北等许多地方，几百年来广泛流传着几句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就是明初的所谓“大槐树移民”。在元末北方，以太行山脉与黄河作为“表里山河”之屏障的山西，称得上是一片乐土。同四周省份相比，山西大部分地区仓廪充实，人丁兴旺。洪武十四年的山西人口为 403 万，超过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朝廷选中山西向外移民自然在情理之中。移民主要来自晋南和晋东南，洪洞县又是其中人口最多的县。当时的移民条律规定：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违者严惩，洪洞被迁人数自然高居榜首。此地交通便利，明廷在一座古寺设置了办理移民事务的机构。各地移民均在寺院旁的大槐树下集中，编排队伍，发放凭证、路费，再起程前往迁移地，扎根异乡，开始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把对故土“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最后记忆留给了子孙后代。本文转载自赵氏宗亲微信公众号，作者赵英雄。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湖广填四川”里。四川人口早在宋元战争中既遭受重创，《内江县志》痛陈，“宋元争蜀，资(中)、内(江)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这一局面终元一世尚未恢复，又横遭战火，到明洪武十年，四川有70%的州被降级，37%的县被撤并。新的移民来自湖广黄州府，四川的移民后裔甚至都称故乡原籍为“麻城孝感乡”。麻城孝感乡为麻城四乡之一，嘉靖年间析入黄安(今红安)。这里的“麻城孝感”，其实与“洪洞大槐树”是一个意思，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或者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入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年间对于云南的军事移民。洪武十五年，明廷发兵数十万进入云南，平定残元的梁王势力。“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为长治久安，明在云南交通沿线设置卫所，大批军人和随军家属分布在卫所周围，屯田镇守。这些卫所驻地逐渐发展成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镇。汉文化从这时起，才算是在这片诸葛亮笔下的“不毛之地”落地生根，彻底改变了元代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族由于人数较少逐渐“变服，从其俗”，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民族的传统。其影响之深远，实在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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