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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战略推进中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生成逻辑、问题桎梏与实践进路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在解析非正式体育组织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全民健身战略推进中非正式组织的生成逻辑，并针对现实困境提出未来的实践进路。研究认为：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核心在于满足多元化体育生活需求，具有目标随机性、高度扁平化、强代理人属性、快速且广泛的生成性、价值双面性、数字技术依赖性等特征。理论上，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生成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过程，涉及个体需求、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等多因素。从历史到现实，非正式体育组织均符合全民健身发展要求，在创新全民健身参与理念、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弥补正式体育组织短板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全民健身战略实施中，非正式体育组织面临嵌入渠道不畅、内生性不强以及体制冲突尚存等问题。建议通过疏通渠道、培育内生动力和促进体制相容等实践进路解决非正式体育组织面临的问题，提升其深入性、持久性和实效性。关键词 非正式体育组织；全民健身；体育组织；体育参与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决策体现。截至目前，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取得骄人成就，健身场地设施供给不断丰富，经常参与健身锻炼人群比例不断增长，群众健身科学化程度稳步提升。然而，当前全民健身服务供给更倾向于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对不同人群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有待提升，全民健身资源和活动的分布不均匀，全体人民公平享有全民健身服务的局面尚未形成，基层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这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因时因地因需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以及“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开展”等战略任务要求存在差距。体育参与频率分布的内在规律之一是，个体从不经常参与逐渐过渡到频繁参与体育活动。因此，社会总体体育活动参与度的上升往往是由不经常参与者的转化所致，而非频繁参与者的数量增多。可见，在体育活动参与率上，与正式体育参与率相比，提升非正式体育参与率是促进整体体育参与活动水平提高的关键原因。值得注意，一种不同于政府办体育、生成于社会、自发形成于群众的非正式体育组织活动模式进入大众视野，孕育出了譬如飞盘社群、暴走跑团、乡村篮球大赛、“村超”等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业余体育活动，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了深厚的组织基础与社会效应。《2023中国田径协会路跑工作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20—2022年，我国共举办路跑赛事848场、“跑遍中国”线上系列赛736场，累计参与453万人次。跑团作为组织参与这些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升了跑者的跑步热情，也为赛事的成功举办贡献了力量。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是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特点之一，它们可能由群众自发组织，也可能由社区、志愿团体或企业发起，因其形式多变且更贴近基层群众需求，有利于更加灵活地组织开展各类体育活动。这种“自下而上”的非正式体育组织模式为全民健身战略提供了多样的实践路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界在非正式体育组织（也被称为“草根体育组织”或“自发性体育组织”）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非正式体育组织研究的理论切入点主要包括自组织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治理理论、新制度主义视角以及协同学视角。这些理论提供了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微观到宏观的多个层面来理解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行为和发展，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指导。但也需要注意，这些理论主要基于观察和理论构建，缺乏对非正式体育组织成员和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参与式研究，可能难以充分反映实际参与者的观点和经验。这就意味着，需要结合多种理论或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非正式体育组织。综上，为深入了解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生成、运作与活动状况，在江苏、山东、湖北、辽宁、四川、陕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当地路跑团、晨练团、暴走团、滑板社等30余个非正式体育组织，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在解析非正式体育组织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全民健身战略推进中非正式组织的生成逻辑，针对现实困境提出未来的实践进路，以期为全民健身战略的基层实施开拓新思路。组织理论将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经历了传统组织理论、行为组织理论和现代组织理论3个阶段（罗家德 等，2019）。现代组织理论把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而建立起来的权责关系与地位关系，组织中的人员均有法定的职位和权责，并依据法定规章行事，如体育项目协会、体育法人企业、学校体育俱乐部等，具有组织架构明确、目标集中、资金来源稳定等特征（柳鸣毅 等，2021）。非正式组织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群体，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共同利益和认同关系。宋晨（2019）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出发，将非正式组织定义为自发产生的，无明确规章的，成员的地位与角色、权利与义务都不明确的群体。非正式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关于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概念，第一，要明确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核心活动内容是体育运动，以此为纽带促进组织内部及与组织边缘群体的凝聚和互动。第二，非正式体育组织由大众自愿参加、自我管理、自我协调的行为构成，这是其与正式体育组织的主要区别，突出了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性质。成员的自愿性和自我管理能力是非正式体育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们与传统的、受规则约束的、竞争性的和制度化的体育有本质的区别（Gilchrist et al.，2011）。第三，非正式体育组织以健身、休闲娱乐、交流为目的，提供了实现体育参与目标以及参与健康和社会议程的重要途径（Nakamura，2016）。第四，非正式体育组织可能采取多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如俱乐部、小组、社区团体等。第五，非正式体育组织通常是非营利性的，以满足成员的健康和社交需求为目的。鉴于此，本研究认为，非正式体育组织是指以体育活动为核心，由大众自愿组织、参与、管理和协调，旨在促进健身参与、休闲娱乐和社交交流的形式多样的未获法人登记的组织。1）目标随机性。非正式组织是独立于正式组织目标之外，以人际关系和谐为导向，遵循非理性的行为逻辑，受潜在的不成文规定约束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Babiak，2007）。非正式体育组织不同于正式体育组织具有明确的目标，这些组织不受正式组织管理的约束，因此其目标通常随着参与者个体差异和生活变迁而灵活调整，反映了非正式体育组织基于个体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开放性本质。非正式体育组织成员起初可能由健身需求聚集，但随着时间推移，社交互动的重要性逐渐显露。此外，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活动范围多样，可能涵盖户外探险、艺术表演、文化交流等领域，使得组织目标的多样性更加显著。总体而言，这种随机性和灵活性赋予了非正式体育组织适应多样需求和兴趣的能力，塑造了注重个体和社交体验的独特体育文化。2）高度扁平化。正式体育组织呈现出清晰的等级结构，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务传递和向上的责任追究约束组织成员行为，从而达到组织目标。相比之下，非正式体育组织更倾向于扁平化架构，具备沟通简明和社交充实等特点，更利于吸引正式组织的边缘人群或排斥者。此外，非正式体育组织在提供健身场地、时间、方式以及其他社交活动方面具备更灵活的特性，能够更好地满足成员多样化的需求。这种结构也使得非正式体育组织在体育参与费用、时间、地点，以及参与者年龄身份等方面具备高度的便捷性和灵活性。3）强代理人属性。非正式体育组织通常缺乏明确的组织机构章程，其中的核心人物往往凭借个人声望或影响力自然而然地成为领导者。尽管非正式体育参与日益普及，但要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必须依靠某个成员的领导才能、凝聚力和感召力，以情感力量吸引其他非正式参与者加入并形成组织。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组织者基于自身技术、人际网络、资源优势和个人魅力，作为组织代表，通过独特的推动策略以及与社区、健身场所及正式赛事组织者之间的有效协调促进组织的健康发展。4）快速且广泛的生成性。许多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诞生源自新兴的运动项目，这些非正式体育活动具有低价或免费、个人参与方式灵活、规则自由以及自主裁判等特征，加之对新兴项目在传统体育组织层面的监管尚未落地，进一步促成了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快速涌现，成为当代体育发展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像滑板、飞盘和户外露营等新兴运动项目，因其社交属性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契合，快速在城市居民中传播开来。5）价值双面性。在促进体育参与方面，非正式体育组织为社会内不同群体提供更加灵活、包容的体育平台，突破了传统体育组织的多重限制。通过推动新兴运动项目的发展，非正式体育组织成功地使更多人融入体育活动，为社会体育的多元化贡献了积极力量。然而，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快速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管理上的挑战，特别是在体育设施资源的分配方面。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常常难以及时而有效地应对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急速扩张，导致一些地区可能面临体育设施短缺或不平衡的问题。管理难度的提升还源于个体对组织的随意加入和退出，使得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内部规范和监管更为复杂。这一挑战不仅对组织自身运作提出了要求，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采取灵活性、适应性更强的管理策略，以确保体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6）数字技术依赖性。数字技术的迅速崛起对非正式体育活动的社交属性和参与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体育数字平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强化了新兴体育项目的社交性，也为线下参与者提供更为公平的机会。各年龄层的个体以社交媒体为联络平台，定期聚集进行训练，参与无附属关系的联赛、赛事和锦标赛，个体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参与的频率，无需担心失去在团队中的位置或支付会员费用。例如，咕咚跑团的管理工具以咕咚App为主，摆脱了以往组织定岗定位的管理模式，其管理人员均为自愿参与、自发式管理，跑团团长自愿承担起自己所在城市的组织管理及领跑任务（冯晓丽 等，2014）。这一变革不仅反映了数字技术在非正式体育中的兴起，同时也展示了社交性强、灵活性大的体育活动如何通过数字平台提供更加包容和便捷的参与体验。1）权威发起型。高情感能量的个体具有领导互动的热情和感染力，休闲体育群体的形成多源于具有高情感能量的个体召唤（马彬 等，2017）。另外，体育组织作为一类具有健身目的的组织，涉及体育规则和运动方法等知识需求，因此多数非正式体育参与活动由体育权威人士发起，如资深运动员、教练员，或是在生活中本身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郇昌店 等，2018）。因权威人物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此类型的非正式体育组织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组织资源稳定性。2）阶层相引型。由于非正式体育组织内部成员间极度强调共同社会经验，年龄、职业、经济收入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正式组织的构成。例如，从非正式体育组织内部生态来看，飞盘、腰旗橄榄球大多由青年组成，有着共同的阶层需求和特征，并与该体育项目所需的身体素质要求相匹配。3）民族聚集型。由于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生活性和灵活性特征，在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域出现了不同项目类型和文化特征的非正式体育组织，具有以民族地域情感为纽带、非政府行为性质的自组织特征。例如，广西西北地区的壮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体育活动一般由村民自发组织，运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有利于增强民族内的凝聚力和促进民族间沟通交流（李建林，2021）。4）固定空间生成型。以社区体育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体育组织依赖于固定的体育活动场所设施，如广场舞空地、健身房等。非正式参与者结合自身需求进入固定体育活动空间并在反复交往过程中生成非正式体育组织。固定的体育参与空间对其而言既是组织生成的必要条件，也是组织功能逐步完善、扩大组织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此类型非正式体育组织大多具有老龄化、线下组织的特征。在实际情况中，这些类型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可能存在相互交织和影响。例如，一个非正式体育组织可能同时具备权威发起型和阶层相引型的特征，或者在特定民族地区形成的非正式体育组织可能同时涵盖民族聚集型和固定空间生成型的特征。非正式组织如何生成？孙云（2001）指出，非正式组织的形成与个体共同的知识、兴趣、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以及同乡、同学、同宗等共同关系有关，强调了认同感、归属感等共同情感因素在非正式组织形成中的推动作用。国内研究大多从社会关系视角进行探究，认为非正式体育群体组织的成因包括共同爱好、共同利益、感情连结、自主管理、非正式关系等（卢元镇 等，2019；孟凡强，2006；王学增 等，2004）。国外学者则从个体和定量角度，将非正式体育组织成因具体化，认为个体体育活动的参与程度面临着来自社会环境的不同约束，如学历、经济水平等（Jeanes et al.，2019）。另外，影响体育活动参与的因素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如较低的参与准入壁垒、更为灵活的体育参与方式、亲密关系愿望、自我感知的体育活动非竞争性、组织内部的表达自由度等均成为非正式体育组织自发形成的成因（杜长亮 等，2023a）。综合来看，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个体间情感、共同利益、社会关系、非正式关系、个体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可能在不同情境下产生不同的影响，共同推动着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形成与发展。那么，非正式体育组织在全民健身战略推进中如何发挥作用呢？一方面是非正式组织拓展体育活动者的社会性。2022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要在于激活人的本质发展。马克思（1979）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非正式的体育活动参与，是更为随意且富有生活气息的体育活动参与，实质上是一种个体基于自身需求的社会关系拓展行为。以广泛吸引女性参与者的飞盘运动为例，大部分参与者属于从未或极少参与体育活动的人群，而飞盘运动的简易性、非冲撞性、团体性、时尚性特征符合其需求，并能够在参与过程中提供区别于与其他传统正式体育参与的心理体验和社会关系，使女性参与者感受到自身社会性本质的拓展。另一方面是非正式体育组织提升全民健身社会资本总量。我国社会资本的培育主要依赖非正式的人际网络，而不是正式的社团组织（边燕杰 等，2022）。深入推动全民健身战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将体育参与和体育空间造就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和空间，逐步满足人民对生活体育的美好向往（鲍明晓，2022）。同时，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在健身目的、健身类型、健身方式、健身时间、健身场地等方面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生活化、科学化趋势（陈丛刊 等，2022），对体育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正式体育组织成为新时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背景下提升社会资本、发展社会性本质的重要场域。首先，在我国体育法治改革的进程中，非正式体育组织一直与改革目标相契合，并在不同阶段展现重要功能。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这为非正式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拓宽了活动空间，有助于非正式体育组织服务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同时，我国体育组织法治改革稳步推进，逐步赋予非正式体育组织法律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过程中，将“体育社会团体”一章更名为“体育组织”，并在第六十八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发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健身组织等各类自治性体育组织”，体现了我国体育组织法治改革内涵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利于体育组织的多元发展。其次，非正式体育组织内涵符合体制改革目标。为了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最大限度降低非必要政府支出方面取得平衡，以监护式逻辑、管控型约束、限制性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双重管理体制强化了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体制壁垒（何强，2019）。尽管体育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内卷化增长（韩慧 等，2019）。随着社会体育活动需求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社会组织改革约束条件下的形成成为必然。发展非正式体育组织既有利于贯彻改革政策理念，又是平衡科层管理体制下改革张力的应然选择，而且也是推动体育活动创新性和多样性发展的关键推手。其强灵活性和高基层参与的特点为社区层面的体育活动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促进了全民健身事业的深入发展。最后，非正式体育组织符合全民健身供给侧改革内涵。在当前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的语境下，供给侧改革旨在拓展全民健身服务的多样性，同时注重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灵活性。这一改革推动提供多样化的全民健身产品，例如各类体育活动、健身课程以及健康管理服务，以满足不同需求，实现供给对需求的引导效应（程文广 等，2017）。多元化的治理模式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元素。传统的群众体育模式相对封闭，而现代群众体育改革鼓励多方治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都可以参与全民健身服务供给，这种模式有助于整合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适应性和质量。全民健身组织的多样化发展是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除传统的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外，新型健身社群、在线健身平台等也在不断涌现。这些组织能更灵活地满足各个群体的需求，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刘国永，2018）。在这个背景下，非正式体育组织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其不仅能够适应社会变化，还可以通过社区层面的组织活动深度参与全民健身服务，成为传统健身模式和全民健身服务的有益补充。当前，我国积极实施区域再平衡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对全民健身的普及性、公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客观经济因素，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着更大的支付压力（郑家鲲，2021）。同时，人口老龄化、久坐式娱乐活动挤占儿童青少年体育参与时间等现象愈发显著，只依靠传统的正式体育组织营造体育文化氛围、促进群众体育参与的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体育组织必须得到跨越式发展。此外，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和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体育组织参与主体和目标以及生成方式发生转变，发展非正式体育组织成为全民健身向深向广演进的必然组成，有利于通过低成本高效的组织参与方式带动更为广泛的人群参与体育活动。首先，非正式体育组织正在推动全民健身参与的理念创新。《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了弘扬体育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任务，强调引导发挥体育健身对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作用。《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则提出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的主要任务，强调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加大公益广告创作和投放力度，大力弘扬体育精神，讲好群众健身故事。这对体育组织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观引导要求。非正式体育组织的非竞争性、生活性等特征决定了其以组织内部参与者的积极情感体验为主要目的，以自由进出、平等参与、公正判罚和争端和平解决为默认原则，成为全民健康观念宣传和带动平台。例如，王世友等（2022）研究发现，非正式太极组织的活动在促进社会空间整合、减少人际关系区隔、消解单位制瓦解、弱化社会结构分化影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非正式体育组织将在提升全民健身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随着非正式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体育场地设施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重视，有利于加快体育场地设施的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并推动社会化管理。例如，在成都大源篮球场，自发形成的“夜幕大源”组织成功推动了场地的社会化运营管理，扩大了群众参与，有效提高了场地利用效率。此外，非正式体育组织有利于优秀体育人才向基层流动，其自发性质为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了更为自由和灵活的知识分享平台，推动竞技体育资源流向广大普通体育参与者。最后，非正式体育组织有效弥补正式体育组织运作短板。当前，正式体育组织因其运作方式的僵化，在服务群众健身过程中往往存在漏洞，与群众现实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相比之下，由于非正式体育组织更贴近群众，通过成员间非正式关系串联起全民健身活动组织相关要素，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动态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赛事需求。因此，非正式体育组织因其机动、高效、变通的多渠道资源集聚能力，弥补了正式组织的僵化和刚性，与其相互协作构建了更为灵活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了群众体育事务的有序运作。1）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政府支持机制有待完善。非正式体育组织处在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空间之中，行政化运行的全民健身战略组织体系尚未将其纳入其中，非正式体育组织也自然难以在行政决策机制中表达群众体育利益需求。调研发现，基层体育行政部门、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对非正式体育组织重视不够，并未掌握与非正式体育组织协调协作的工作方式方法，所给予的社会服务空间不足，政府购买、税收优惠等扶持内容与非正式体育组织诉求的适配度不足，导致非正式体育组织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中获得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不足。2）非正式体育组织与全民健身赛事体系协调不足。非正式体育组织是体育爱好者关系连结的枢纽，对组织体育爱好者参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在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各个运动项目的全民健身赛事组织纷纷由各项目协会组织实施。但目前来看，非正式体育组织参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渠道并不畅通，大多仅停留在赛事服务、秩序维护等初级阶段。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参赛方主要来自正式组织（如基层行政部门、基层单项体育协会、基层行业体育协会等），而对于更广泛的体育人口，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实际上，这些问题源于当前体育管理体制下存在的“身份困惑”，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认可，导致其难以获得参与全民健身相关赛事活动的资格，限制了其在全民健身赛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地考察发现，某地县级自行车、田径、排球等群众性赛事对参赛队伍的资格要求限定于正式体育组织范围，广大非正式体育组织则被排除在外。3）非正式体育组织社会动员效能有待提高。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立身之本”应是其特有的“微观聚力”，广泛的群体来源、灵活的参与方式使其具有更高效的资源吸纳效率。然而调研发现，在全民健身战略的实际推行中，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社会动员方面并未有效展现其理论上的潜力，多数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组织化水平较低、娱乐性强、成员规模小、规范性程度低，缺乏系统的宣传和推广策略，属于互益性的俱乐部团体。深入的品牌化战略和明确的定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步骤，通过提升组织在社区中的知名度，吸引更多元化的体育人口，有利于促进社会动员体育参与的有效落地。同时，提高非正式体育组织的体育场地利用效率是其向深向广发展的另一关键。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场地可供使用，但其开放程度和管理效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需要非正式体育组织与相关行政机构协作，推广更为便捷和透明的场地预约程序，确保体育场地设施真正服务于人民。1）非正式体育组织内外协同沟通存在障碍。组织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内外部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当前，自发形成的非正式体育组织尚未形成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从内部协调来看，价值观整合协调是体育组织文化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组织稳定促进成员体育参与的前提。与正式体育组织相比，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成员构成更为复杂，在体育参与等方面的价值观差异性更大，难以在某一议题快速达成统一的意见，是非正式体育组织高效发展的牵制因素。从外部协调来看，在协调外部利益相关者方面，由于非正式体育组织人数多、范围广，其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场地、设施等资源使用需求，与场地所有方、其他同类组织等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如不同健身团队争抢有限场地资源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2）非正式体育组织创新活动和组织形式滞后。从域外来看，非正式体育组织不但能够对传统运动项目进行改造，还能够依托传统体育项目创造出新的体育参与活动，从而实现成员稳定的体育参与，促进正式和非正式体育活动及组织的有效转化互动。但目前来看，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组织手段创新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新兴时尚体育项目上创新意愿不强烈。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其创造出来的贴近人民现实需求的体育活动参与方式有关。但目前来看，当前我国新兴体育项目大多从国外引入，如滑板、飞盘等。尽管广泛出现了广场舞等本土化活动项目，但受制于资源有限与需求庞大之间的矛盾，本土化体育活动的质量和数量、相关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参与者粘性皆有待提升。另一方面，非正式体育组织在创新管理方面的推动力不足。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生成程序一般较为随意，组织内部结构松散，往往不会根据外部形势变化动态调整组织运作方式，从而易出现滞后于时代变化的现象。3）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社会互动弱化影响“自主造血”。一般认为，开放多元的外部关系网络是组织“自主造血”的资源来源。然而，并非所有的非正式体育组织都具备完备的社会支持系统。当前，非正式体育组织与正式体育组织的联系机制并不完善，导致组织间的沟通合作仍停留在表面层次，这可能是由于双方对于合作机会的认识不足以及合作机制的匮乏。同时，非正式体育组织与广大市场部门的合作机制并不深入，多集中在小范围的商业合作，导致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自主造血”能力总体偏弱。1）非正式体育组织活动方式与现有体制存在冲突风险。非正式体育活动和组织的形成发展有赖于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基层“真空”场域，在实际运行中，自发形成、独立于体制、自主活动的非正式体育组织，与强调稳定性、系统性、严格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冲突风险。调查发现，体育行政部门在推进全民健身战略落实的过程中，往往注重与正式体育组织（如单项体育协会、体育社会服务机构、体育市场主体等）构建协同推进机制，而对扎根基层、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基层组织功能重视不足。这样一来，在全民健身资源分配过程中，便会出现正式体育组织与非正式体育组织的两极化差距，不利于双方在协作推进全民健身过程中形成合力。2）非正式体育组织对传统全民健身基层组织方式的挑战。目前，非正式体育组织已经成为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活动实施的新生力量，自发性的组织方式在基层群众中赢得了较高的认同，具有显著的凝聚力。实质上，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对以往全民健身工作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产生了“竞争性挑战”。从过去来看，基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全民健身基层组织方式已然固化，正式体育组织（如体育行政部门、单项体育协会等）掌管着体育活动资源（如体育场地、运动员、裁判员、赛事等）的配置权，而非正式体育组织在整合基层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等过程中，往往面临体制性壁垒，阻碍其资源有效获取。3）非正式体育组织运作不规范，存在行业安全监管风险。在以“管行业必须管安全”为导向的体育行业安全监管体制框架下，规范化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正式体育组织成为当前体育行业风险高发领域。由于非正式体育组织灵活性强、活动区域不固定、信息统计不健全等特征，其尚未被完全纳入体育行业安全监管体制之中，仍处于安全监管“真空”地带。以飞盘运动为例，许多飞盘运动组织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组织的运行方式规范性不足，对组织内部成员的管理较为松散，且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调查发现，多个非正式体育组织主办的体育比赛规范性较为薄弱，在参赛资格审查、赛事裁判执法、争端处理等方面存在严重的规范缺位，甚至在比赛中出现了打架等恶劣现象。这些问题也成为体育领域的安全隐患，对现行体育行业安全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1）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建立非正式体育组织常态化培育机制。体育行政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基层动员的民间力量，充分认识到非正式体育组织在全民健身战略基层实施中的积极价值。应转变传统的“一刀切”强监管模式，坚持培育与监管同等重要的管理思路。其中，重点改革民间组织的准入制度。鉴于直接登记制度在多地试点开展，对于有希望达到登记资格的非正式体育组织，应以培育发展的理念，由体育和民政部门联合指导非正式体育组织，在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指导，鼓励其参与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登记；对于未达到登记资格要求的组织，可探索实施行政备案或公益认证，以保障组织信息与政府互通。与此同时，建立常态化的资源扶持机制，基层行政部门可主导设置群众体育引导扶持基金，以各地基层单项体育协会为枢纽，通过举办赛事活动、委托服务等方式，加大对发展良好的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资助。2）改革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赋予非正式体育组织合法身份。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运作理念，重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合理运用非正式体育组织基层社会动员的优势，构建一套正式体育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平等参与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首先，拓宽现有基层赛事活动的参赛组织来源。摒弃以往仅接纳正式体育组织参赛的规定，重点吸纳广大非正式体育组织报名参赛，形成以赛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格局。其次，建立非正式体育组织与正式体育组织的协作机制。非正式体育组织可积极与正式组织建立联系，围绕技术、资源、培训等方面达成合作。同时，基层单项体育协会应主动吸纳非正式体育组织加入会员体系，加强单项体育协会对非正式体育组织的专业化会员服务供给，给予其场地、人员、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提升组织活力（杜长亮 等，2023b）。3）促进非正式体育组织吸纳社会资源，提升社会动员效率。通过街道和社区申请群众体育活动专项经费，通过举办赛事活动、提供健身指导服务等方式，资助表现优异的非正式体育组织。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非正式体育组织可借助贴近群众的一手资源和信息优势，重视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品牌化发展与社会宣传，运用自媒体宣传推广平台，围绕组织活动、组织成员、组织场地等进行宣传推广，增加组织曝光机会，提升组织受关注程度（宋娜 等，2023）。此外，要拓宽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市场化合作渠道。借助众多企业公益活动平台，非正式体育组织应主动参与公益性、志愿性的体育服务活动，以此吸纳社会公益捐赠。1）调整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行动方向，完善组织内部运行秩序。推动非正式体育组织行动方向由“向内求”向“向外寻”转变，积极寻求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完善非正式体育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以全体成员民主协商的方式制定组织公约，明确组织目标、组织任务、成员入会、活动组织、财务管理等细则，明确组织成员在共同决策中的建议权利，提升成员的主体意识，重大事项决策由全体成员投票或讨论决定。这种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确保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参与，形成更为平等和民主的内部运作机制。2）创新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活动组织形式，动态匹配群众需求。非正式体育组织应发挥其贴近群众需求的优势作用，通过群众智慧和民主机制，依据群众体育需求偏好、社会交往形式变化、数字技术发展应用、群体关系程度等因素，及时调整组织活动开展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与广泛群众形成有效互动。例如，在群众体育需求逐步偏向飞盘、骑行、棒球、露营、徒步等休闲时尚运动项目的趋势下，非正式体育组织可依托传统体育项目创造新的体育参与活动，促进成员对体育的稳定参与。例如，“匹克球”由美国非正式体育组织创造，这项运动综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特点，迅速成为备受欢迎的新兴运动。3）建立多元化非正式体育组织社会支持网络，积极争取相关支持。一是完善联合性支持网络。非正式体育组织由于活动内容、范围大小等不同，需要不同的支持主体。例如，基层行政部门为非正式体育组织提供资金、场地资源，单项体育协会为其提供专业化指导，市场主体为其创造市场化推广和宣传机会等（惠霞 等，2017）。二是建立志愿性支持网络。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体系的总体框架下，鼓励由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爱好者、高校学生等构成的志愿者队伍参与非正式体育组织建设，形成“自主、自愿、积极、主动”的志愿支持机制。三是形成互助性支持网络。加强非正式体育组织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企业、机关、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沟通联络，建立组织间信息沟通机制，并可通过数字化平台、研讨会等渠道共享信息、交换资源。1）完善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法治保障，形成体制认同。只有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对非正式体育组织进行完整准确释义，才能有效保障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也有助于增强其在微观层面嵌入全民健身战略的资源获取和环境适应能力。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六十八条“国家鼓励发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健身组织等各类自治性体育组织”的指导下，积极研判基层全民健身组织新形势，由体育行政部门联合民政部门制定非正式体育组织规范管理和培育发展相关政策，使得非正式体育组织活动有保障、有指导、有服务。2）寻求政府与非正式体育组织间共同利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台江乡村篮球大赛和榕江“村超”等自组织形式的全民健身社会动员机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非正式体育组织与全民健身战略实施体系协调发展的局面，应进一步总结典型经验，并做好推广示范。一方面，强调“政府支持、引导且不干预”。政府可通过定期会议、协商机构或专门的联络人员，与非正式体育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其发展需求和活动风险，并及时获得群众体育需求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发挥好“群众自发组织、协调、实施”的特色。发挥非正式体育组织在全民健身赛事中反映诉求、协调利益等多重功能，代表群众及时与基层政府、单项体育协会进行沟通。3）加强非正式体育组织活动精细化管理，完善安全管理举措。面对非正式体育组织在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组织中的管理失位问题，要完善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职责体系，促进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一是明确非正式体育组织的部门监管职责。在“管行业就管安全”的理念指导下，明确基层体育行政部门对非正式体育组织的监管职责。但考虑到非正式体育组织的主要活动场域，也要加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部门对其的对常态化监督，以及单项体育协会的社会监督，最大限度防止组织活动乱象。二是建立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精细化管理制度。对于非正式体育组织筹办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应从赛事全流程明确非正式体育组织的职责内容，形成涵盖人、财、物、信息要素的活动管理机制，特别是制定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相关矛盾问题的处置制度。三是健全赛事活动安全管理举措。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组织活动时要高度重视人员安全问题，在日常活动中应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安全知识普及和教育，提升其互助自救能力。研究发现，非正式体育组织是一种非正规、强调感性体验的体育活动群体，其核心在于满足多样化的体育生活需求，具有目标随机性、高度扁平化、强代理人属性、快速且广泛的生成性、价值双面性以及数字技术依赖性。这些特点共同塑造了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为全民健身战略基层实施提供新思路。理论上，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包括个体需求、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等多个方面。历史上，非正式体育组织在不同阶段都与全民健身改革的目标相契合，并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今时代，非正式体育组织在推进全民健身理念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入新活力以及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之，具有草根性质的非正式体育组织能够有效填补单位体育衰落后的空白，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和治理具有战略意义（任海，2020）。研究提出，通过疏通渠道、培育内生动力和促进体制相容等实践进路，可以有效解决非正式体育组织面临的问题，加强其深入性、持久性和实效性，这对于进一步在全民健身推进中提高体育参与度和覆盖率、提升体育活动质量和效果、促进体育资源的高效利用、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健身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实践价值。后续可围绕加强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法制建设和规范化管理、非正式体育组织的需求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非正式体育组织与社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关注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倡导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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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原文制作：高天艾
原文校对：丁 合
原文监制：邱剑荣
学会编辑：徐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