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徘徊在157左右,再度逼近历史低点。
过去,⽇本经济和股市的繁荣很⼤程度上仰仗⽇元的弱势,但今年⽇元的⼤幅贬值给该国带来的负⾯效应加剧。
有观察指出,日元疲软所引发的连带效应导致了日本更多的人才流失,给社会造成了更严重的“用工难”局面。
外界传出一种声音:日元贬值,不再是日本的福音。
工资不给力
上个月,一家向日本输送人才的招聘公司为上海的学生做了演讲,介绍到了一家年收入300万日元(近14万人民币)的东京公司。这时,一名学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样的工资能在东京生活吗?
随着更多信息被摆在学生面前(包括东京的生活成本以及在日本公司工作第一年可能获得的薪水),该公司总裁三平正人发现,学生们变得逐渐失望。
“日元贬值对我们造成了致命打击,”三平说,“这导致我们无法从中国、韩国等国家招聘到优秀的学生。”
都说工资是人才流动最好的“指挥棒”。但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综合考虑物价变动因素后,今年3月日本实际工资同比下降2.5%,已经连续24个月下降,是1991年以来的最长连降。
此前最长的连降纪录是从2007年9月至2009年7月的23个月,这其间还发生雷曼危机。此次与上次的不同点在于,上次是名义工资下降,这次是名义工资上涨,但是追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工资水平一直相对较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数据,日本的平均工资在38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5位。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工资水平30年来原地踏步,使得日本排在斯洛文尼亚和立陶宛等国家之后。
观察人士指出,随着日元贬值,日本当地的工资待遇越来越差,导致企业难以开展招聘工作,尤其是招聘高技能人才。
人才流向海外
面对上涨的物价和黯然失色的工资待遇,一部分日本年轻人选择去海外“淘金”。
来自奈良县的福本武志去年获得了加拿大的工作假期签证,该签证允许签证持有人在签证颁发国合法地受雇,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随后他搬到了多伦多,在一家餐厅厨房工作。
武志每小时挣16美元,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包括小费在内,武志的月收入已超过40万日元,比日本长期以来30万日元的平均月工资还多出一截,武志表示自己已经存了100多万日元。
日本一家打工协会表示,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到海外赚钱,其中最受这群“打工人”欢迎的是澳大利亚。
据澳大利亚政府介绍,截至2023年6月,该国在一年内给近1.5万名日本人发放了工作假期签证,是自2006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字。
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为23.23澳元(15.27美元)。打工协会表示,很多人通过在当地的餐馆、服装店或农场工作,每年可以多赚100万至200万日元。
不过,对于那些想要出国工作的日本人来说,仍有一笔账要算。
首先,起始资金比以往更高了。今年3月毕业的东京居民渡边真子计划去韩国工作。但由于日元汇率不断下跌,出发前,她需要用比以往更多的日元换取韩元。通过计算后,她的年度开支反而增加了15万日元,她抱怨自己没有早一点换钱。
其次,部分工作要求的语言考试成绩也需要报名费用。据悉,日本人熟知的英文测试托业(TOEIC)的报名费用是7810日元。而美国通常认可的托福,报名费用为245美元(近40000日元),是前者的五倍。
“用工难”下求解
日本文部科学省及厚生劳动省5月24日的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率在4月1日达到98.1%,同比增长了0.8个百分点,超过了疫情前的2018年、以及2020年的98.0%,达到自199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卖方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中,当供不应求、学生处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下,会被称为“卖方市场”。而在劳动力短缺的日本,这样的趋势变得更加鲜明。
关于日本的“用工难”还有更直观的数据。据日本有关数据库统计,日本2023年度因人手不足而破产的企业增至200家左右,创调查以来的年度新高。
为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尝试从外部吸引人才,比如日本正不断放宽外国工人限制。今年早些时候,日本政府提交了新的五年规划建议,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特定技能外国工人签证数量上限设为80万。这比上个五年规划期的34.5万增加了两倍多。
此外,为进一步吸引外籍劳动者,日本政府还一改往日作风,尝试放宽移民规定。
不过,有观点认为,随着日元贬值、日本工资增长乏力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工资上涨,变宽松的签证制度作为“磁石”也会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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