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如今日本社会最大的头条，恐怕就是出生人口数跌破80万的新闻。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认为，这个原本该在2033年出现的数字。
日本媒体公布的出生人口变迁图表
具体而言，2022年日本出生数为79万9728人，若除去在日外国人的生育数，纯日本人的生育数是77万人。这是日本自1899年开始统计人口出生数以来，首次跌破80万大关。
40年前的1982年，日本出生数是151万5000人，40年后减半。战后日本有两次出生潮：一个是在1947年，这一年出生了270万人；一个是在1973年，这一年出生了210万人。
这为日本带来人口红利，也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基础。之后，富裕的日本出生数直线下降：1975年破200万、1984年破150万、2016年跌破100万、2018年跌破90万、2022年破80万。去年日本死亡数是158万2033人。死亡数减去出生数，人口自然减少了78万2305人。
河合雅司著《未来年表》，2017年，讲谈社
其实 日本因少子化带来日本社会剧变，早在2 017年就有学者河合雅司敲响警钟。
他出版《未来年表》畅销书（讲谈社），列出数据警示日本人： 2 026 年痴呆症患者将达7 00 万人 规模； 2 027 年日本全国输血用血液严重不足； 2 030 年百货店、银行和养老院将从地方消失； 2 033 年每3户有1户是空巢； 2 039 年火葬场严重不足； 2 040 年地方自治体将半数消亡； 2 042 年日本进入超老年化高峰。 尽管如此，这次日本跌破8 0万出生数的新闻，还是大大震动了日本各方。
面对少子化的困局，日本有各种议论。
一种议论说2021年生育的女性90%以上都在25～39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25年后将减少25%。“少母化”的加剧才是少子化的结果。不过“母亲不在”（少母化）是构造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日本进入了“危险水域”，而且几乎没有解决之策。
一种议论说少子化对策的失败本质，最大的原因是未婚化。未婚女性与父母同居率非常高（达80%）。自己收入低，用照顾老人获得些收入以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准。这就导致低收入男人根本没有女人要。（如家族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持有该说）。
一种议论说，现在日本实施的儿童补贴，年收超1200万日元家庭被排除之外。这个做法必须修正。年收1200万日元，扣除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等各种税金，到手也只有800万日元。如果是两孩家庭，住在物价居高不下的市中心，生活并非富裕充足。但如果废除这个所得限制规定，日本每年就要从国库里拿出1500亿日元。这个财源哪里来（如自民党女性局长松川类持有该说）？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政治家们总是认为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是经济问题，其实这是最大的认识误区。增加人口，逆转少子化，除了移民别无他法（如芝浦工业大学原田曜平教授持有该说）。
这就与近日日本一个关于“育子的Z世代意识调查”相符。在这个调查中，“Z世代”（指10多岁至20多岁年轻人）人群中将来不想生育的占46%。而且不想生育的原因在金钱面以外的人也超过了40%。如“没有养育孩子的自信”、“不喜欢孩子”、“变得没有自由”等都成了不想生育的主要理由。街头对“Z族”的采访，回答说“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会耗费自己的时间，这是最为讨厌的”也占据多数。
日本生出数跌破80万，为什么会使日本人发愁焦虑呢？
这使我们想起当年柏拉图提出的千古之问：究竟人口是个问题，还是人口消耗的资源是个问题？英国人32岁的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人口学原理》。他的人口论讲一个基本事实，人需要吃饭才能活下去，人又喜欢做爱以繁衍后代。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
所以他的一个逻辑结论是人口爆炸是地球的灾难。这也就是说有人会在饥饿中死去。马尔萨斯发表带有朴素唯物史观色彩的人口论时，地球上只有8亿人。200年后，即在1970年代，世界人口超过了40亿。当时引发世界性的骚动。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粮食短缺没有饭吃，会饿死人。2022年世界人口超80亿。不到半个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一番。
但我们现在不但有饭吃，还可以挑肥拣瘦。食物很充分，但人口却减少了。马尔萨斯担心的人口增加会饿死人的悲剧并没有发生。人多力量大，人口反而成了全球化的一个红利，这是马尔萨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不过，笔者以为马尔萨斯的逻辑还是正确的，人类需要的“生活物资”现在正被转化为食物以外的东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对这种“东西”的“饥饿”，在少子化的日本经常发生。
人口动态是经济与社会的起爆点。当然不能笼统地说人口减少就必定经济衰退，但是人口减少则必定意味着少子老龄化。少子，表明年轻一代的衰退。年轻一代的衰退也使日本失去了创新能力。新的创意新的构想新的东西往往是从年轻人的挑战中产生的。
但当人员短缺时，公司等生产性的组织往往就不能容忍失败。当短期利润优先于新的挑战时，因循守旧就会占据上风。技术能力的下降和新想法的缺乏，对于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日本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人口下降的最大危害是日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老化”，并失去其挑战精神。
如最近日本H3火箭发射的失败，首款喷气式客机研发的失败，能拿出出色成果的研究人员比2014年减半，受关注的论文数量比峰值减少近2成，未来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尖端人才在减少等，这些都是少子化缺乏人才、缺乏挑战的一个结果。
这正如千叶商科大学教授矶山友幸在最近的一次对谈中所说：一些高尖端的研发连续遭遇失败的原因，是日本缺乏有能力的理科人才，科技立国已成幻想。这一说法就与最近的一个统计数据相符：日本高中选择理科的学生只有20%，大学阶段的理工系入学者与OECD（经合组织）的平均27%相比，日本是17%。女性前者是15%、后者是7%。
少子化问题严重困扰着日本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少子老龄化还导致社会的劣质化。这个劣质化的本质就是腐蚀现有文明，使一个国家对外魅力逐渐丧失。
如最近砍杀社会学家宫台真司的凶手，后来自杀的那位41岁的无职男，还拿着年迈父母的养老金过活，也就是说老人的养老金还要养儿子。如最近涉及日本各地的上门盗窃案、抢劫案的大幅增加。如2022年日本全国中小学生自杀人数达512人，创自1980年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如枪杀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凶手，在拘留所还能收到大量同情与支援他的现金与食物等。如年轻人在旋转寿司面前故意使坏的恶作剧最近时有上演。如有些咖啡店和便利店已经修正了他们的24小时营业制，几乎所有的铁路公司都将末班电车提前，并减少发车的数量，这些做法都不是对新冠疫情造成的暂时性需求下降的反应，而是面对少子化的一个调整。
如老人投票率大大高于年轻人的“银发民主主义”在日本盛行，这将彻底淹没年轻人对老年人侵占他们的资源而发出的怒吼声。这些正如日本电视媒体人辛坊治郎所说，出生数跌破80万，这个数字等于将所有的社会系统全部都破坏了。确实，这绝非危言耸听。安倍曾经将少子老龄化视为“国难”，岸田首相没有这样的表述，但他也认识到这是“空前的危机”。
不过执意地防卫费的增加，其少子化的支援策——出产育儿等的经济援助怎么都会受到影响的。日本国家当务之急是组建具有反击敌对能力为第一呢还是扭转少子化复苏经济为第一呢？显然属于战略定位。当然需要战略家。可惜这样的战略家在日本稀缺。
为了抑制少子化，日本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种支援政策
不错，人丁兴旺曾被视为文明强盛的标志。如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就说过，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过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说，一个城市的人口最好是5040人左右。人口多就无法满足人的贪欲，就会产生掠夺，而掠夺导致战争。这一说法与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的思想相一致。
韩非子说，一对夫妻生5个子女，5个子女又生25个孙辈，25个孙辈又会生出125个重孙辈，这样“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这个“故民争”当然就是战争。人口多会爆发战争，那么人口少会带来什么呢？于是，人们总是想起新加坡，这个只有545万人的小国，人均GDP则是亚洲第一。
于是，在人们的观念里多了个链接：人少与富裕/人少与幸福总量。所以，近年反出生主义也成了一个流行被年轻人接受。如日本在2017年就翻译出版了南非哲学家贝纳塔《宁可不曾存在过》的著作。
2019年日本《现代思想》杂志刊发专辑《思考反出生主义》，又推助了一批人反出生的兴趣。日本学者松元雅和、井上彰在2019年编撰出版《人口问题的正义论》（世界思想社），从什么是最适合的人口规模、人口抑制的道德是非、生殖正义、人的移动和国境管理、代际公正等方面着手，阐述了人口问题实质是“正义问题”这一核心观点。这就带给日本人一个思考：既然人口问题是正义问题，而正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功利问题，那么显然100人的幸福生活，是用10000人的边缘生活换来的。
问题出来了：我还有出生的必要吗？不出生岂不更幸福？
所以据日经新闻报道，1976年在日本初版的齐奥朗的著名《出生的麻烦》，最近几年销售额大幅增加，去年还出了新装版。哲学家叔本华早就设问：如果人是单凭纯理性的行使来决定要不要生娃，人类还会存续吗？日本非婚生子太少，是否与这种过于刻板的生殖理性有关？风俗场所的性行为与生殖绝对无关，在色情开放的国家，将其作明确的区别与限定，只有日本。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救生艇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放下时，儿童、女人、男人和老人都是按其顺序上船的。为此，著有畅销书《大象的时间，老鼠的时间》而闻名的本川达雄，在其《生物学文明论》一书（新潮社，2011年）中，从生物学的角度批评地讨论了现代文明，他说生命体应该是能够生育的。然而，正是老龄化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进行生殖活动。
因此，即使我们不能直接生育，我们也要为下一代工作——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育活动，也在从中找到了老年的意义。作为一种愿望，如果我们保持不拖累下一代的态度，我们就能少些遗憾地度过我们的晚年。在本川达雄看来，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地重视下一代的创造。我们都是为了养育下一代而活着。这是我们作为动物的责任。”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拖累下一代而找到老年的意义呢？作者在书中没有明说。不过，延伸至日本的弃老文化，其隐喻也就水落石出了。
最近，耶鲁大学日籍经济学助理教授成田悠辅，说出了本川达雄想说的话：“应对少子老龄化，唯一的解决办法不就是老年人集体自杀或者一起切腹自尽吗？”此言一出，即引爆争议，虽然本人事后作反省，表示不再使用这些负面含义词语，但他的极端立场和火爆话语使其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50多万粉丝。
显然这些粉丝多是沮丧的难寻出路的日本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被“老人社会”剥夺了。成田悠辅的老人“切腹论”，完好地显现了功利主义中存有的悖论：功利主义是用功利主义得出了令人讨厌的真结论。这就如伏尔泰所说：世界上本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杀了。
“老人社会”正在日本引发各种矛盾
现在看来，即便日本政府出台更多更有力的生育政策，要抑制少子化，提升出生数，看来也是绝无可能。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因为反出生主义和一人主义已经深入年轻人的骨髓。那么是否就此认为日本已无路可走？不是的。日本要探讨的另一次元的问题是：即便出生数一跌再跌，社会整体富裕还能达成吗？少子化还能提升幸福总量吗？这正如著有《未来年表》的河合雅司，在最近一期的《朝日周刊》上撰文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略收缩。他认为，为了使日本不至落于贫困国，社会的整体战略缩小将不可避免。
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即使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也要制定和实施维持“富裕社会”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我们必须抛弃或已经抛弃的东西，完善我们必须保留或已经保留的东西，以充分发挥和利用日本的优势。企业将被迫从“薄利多销”转向“厚利少销”的经营方针，而地方将被要求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到他们的商业区，以维持其人口规模。总之，未来的人还不存在，他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的行动。
毫无疑问，日本已进入一个新文明的转折点。这是机会也是挑战。成功与失败，都是延续和创意世界文明的一个有益尝试。非常值得期待。
是的，无脑海参也能过上美好生活，何况人呢。
※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日本通立场。
- 完 -
转载原创请联系我们，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