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地域文化共同体主动适应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结果。从空间位置看，安康地域文化圈地处秦、巴之间，旁及川渝东北、鄂西北，位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秦文化的接壤地带；从居民构成看，人口迁徙频繁，曾是湖广等地移民的汇聚地，乡音各异，五方杂处。梳理安康的建置沿革及区划变迁，可发现安康地域文化有四个文化堆积层，依时间次序排列为：原始渔猎文化、秦汉间土著农耕文化、唐宋间的士庶商贸文化、元明清时期迁入的移民文化。土著文化、士庶商贸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混合交融，使安康地域文化的品相色彩斑斓，呈现出南北荟萃、东西交融的特点。考察安康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境遇播迁，大略而论，安康地域文化的基因图谱中主要包含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移民文化、儒家文化、佛道文化等文化成分。
一、荆楚文化
春秋时，陕南分属于蜀、楚、秦三国；战国时，秦灭蜀败楚，陕南大部分地区为秦所有。先秦时代，楚国一度国力强盛，其疆域西到巫山，西北至汉水上游，西南到广西东北部，东北到山东南部，在战国中后期，是唯一能抗衡强秦的大国。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1］发源于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放射出璨烂夺目的光芒，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汉代文化在发展上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南方楚文化的传入北国。……给北方文化注入了还保存在楚文化中的那种和原始巫术、神话相联系的热烈的浪漫精神，从而使先秦北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的生气勃勃、恢宏伟美的汉文化。”［2］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①的老庄，到提出“天行有常”“天人相分”思想的荀况等，一代代楚地先哲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3］。需要强调的是，孕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智慧对荆楚文化底色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首先，认为“天道无为”“无亲无疏”，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的道家思想，塑造出荆楚文化重包容的精神内核。如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著名文史学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庄》《骚》所具有的“宏逸变幻”的审美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也是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范文澜先生则认为，如果说屈原的《楚辞》是巫史两种文化在文学上的合流的话②，那么，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则在哲学上体现了巫史文化的融合。其次，道家所秉持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又使荆楚文化体现出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宏阔气概和思辨意识。在这种精神的浸润和刺激下，生活于江汉潇湘间的楚人“究天人之际”，超脱放达，活泼进取，在政治生活中打出“蛮夷主义”旗帜，指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4］（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5］257为理论依据，敢于“藐视”中原礼乐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创新精神。
《国语·楚语下》载，楚地“民神杂糅，不可方物”［6］。《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伐山为业，果蓏嬴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俗同。”［7］《汉南续修郡志·风俗卷》称：“按旧志云，于卦值坤，故多斑彩；于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在井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汉代的汉中郡，辖地包括今汉中、安康大部及湖北的一部分。由于地理原因，陕南三市中，安康同荆楚的关系更为密切，荆楚民俗在安康有充分的体现。
《汉书·地理志》中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安康人也有“好祀鬼神”“有病信巫不信医”之旧习。《华阳国志·汉中志》载：西城（今安康）“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同。”安康不少地方的民俗中多有楚地遗风。例如民间流行的“招魂”仪式：小孩生病、落水或受到意外惊吓，其母或家人要连续几天在傍晚时分带着小孩到十字路口或出事地点为之“招魂”。再如划九龙水、送花盘、立水碗、烧胎、跳端公，这也与巫风盛行的楚地和巴蜀风俗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清光绪年间纂修的《旬阳风俗记》载：“邑界楚蜀，尚巫鬼，重淫祀，其风由来久矣。更有值亲生日，延巫祝祷，名曰‘接星’……又或祀古树、怪石、枯木、古墓、以为神降。”成书于民国十二年《镇坪风俗志》云：“民俗朴陋，服田力穑，无待督课，尤有先民之遗风矣。然界临楚蜀，民杂五方，其习尚各有不同。蜀人多业农，楚人多贸易。蜀人信巫，家有患病，必请巫禳解，名曰打保符。家道顺畅，亦请巫扮演庆神，名曰跳耍神。”
荆楚文化对安康风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在饮食方面，安康人“尚滋味，好辛香”，“大苦咸酸，辛甘行些”③；在生存处世方面，安康人崇尚自由，宗法观念淡薄，“别籍弄财者多，举族而居者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正是由于有荆楚文化的滋养，崇尚自由精神、安稳于自然朴素的生活、向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顺应自然规律以求得自适自在的生存，成了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一大特点。
二、巴蜀文化
作为古代族群，“巴”“蜀”分别指先秦时期川东涪江流域的“巴人”和岷江上游的“蜀人”。巴、蜀是两国，但文化非常接近，故学术界将中国西南地区巴、蜀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并称为巴蜀文化。从春秋前期到中期，巴蜀文化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一个独立的文化板块的地位已经形成。《后汉书·巴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莘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④。”《华阳国志·巴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又云：“汉兴，高祖藉之成业，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故巴、汉、庸、蜀属益州。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治汉中。……元康六年，广汉还益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由于蜀国富饶，水通于楚，且有巴之劲卒，故“得蜀则得楚”。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从石牛道伐蜀。蜀平，秦因取苴与巴。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惠王置巴郡。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分置广汉郡。
巴蜀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积淀地和交汇地。巴蜀文化作为一个连接东西、贯通南北、融合汉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具有多元化和复合型特点。而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王朝治蜀，至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秦并巴蜀后，“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改变了蜀国民众“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王本记》）的状况，使“民始能秦言”，并逐渐融入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化之中。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任内“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华阳国志·蜀志》）。儒学大张以后，蜀地人才辈出。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汉时，蜀地经济富庶，文教发达，中原移民“就食蜀汉”（《汉书·食货志》）。在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成为西南文化中心，巴蜀文化在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交流中快速发展。
东汉末至三国南北朝时期，蜀地政权纷立，北方大姓迁入，客籍高官、学者汇集，巴蜀文化在更充分地吸纳各派、各家文化养料后光彩更盛。甚至可以说，东汉后至唐宋时代，中原正统文化亦即儒家文化的精髓正是在巴蜀地区得到了存续与传播。在蒙古灭宋的过程中，蜀地文人学士为避战祸不断外迁，这使巴蜀文化在本土遭到空前毁灭的同时，却又能在江南各地广泛传播。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使古老的巴蜀文化在又一次经历与异域文化的激荡碰撞后，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和重构。
巴蜀文化兼容释道，信巫鬼、重淫祀。既有仙云氤氲之致，奇谲瑰丽，诗意葱茏，又有大江东去之势，尖锐奔腾，浩气激荡。巴蜀与秦、楚接壤，巴蜀先民很早就在汉水中上游地区活动，故巴蜀文化对安康地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安康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早期的巴楚尖底罐、中期的同期群和石棺墓、晚期的巴式柳叶剑和蝉纹矛等文物［8］。此外，安康地区的风俗习惯、曲艺歌舞等，也都留有巴蜀文化的烙印。安康平利与紫阳县境内发现的崖墓群与古代巴蜀地区的悬棺葬俗相似；山区群众招婿、转房等习俗亦与巴蜀类似，这些都是存留于陕南山野风物中的巴蜀文化的印痕。巴蜀民众从容中存有惰性，淳朴中不失狡黠，刚烈中带有柔情，自信中隐含自卑，明快中掺有浅俗，这些带有强烈的巴蜀色彩的地域性格特征，在安康人身上也是普遍存在的。
三、秦文化
西周末年，秦人因功封于秦（甘肃清水县的秦亭附近），号称秦嬴。秦庄公因助周讨伐西戎有功，被周封为“西垂大夫”。庄公之子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再建功勋，被封为诸侯，赐秦“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5］30。到秦武公时，“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从秦襄公到武公，经过四代国君的征战，终于建立起了西起甘肃天水，东至陕西华县的千里秦国，为秦国立足关中，雄视东方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67年，德公即位，“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骠悍狂野的游牧文化开始自觉接受崇礼尚文的周文化的陶冶，秦人国力也迅速增强。秦人在学习周人发达的农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东方诸国的农、牧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既确保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又有助于军事力量的强大，奠定了秦国奖励耕战政策的基础，也塑造出了秦人尚武好战、勇于进取的精神气概。德公之子宣公时，秦国第一次向东方的经济文化大国宣战——“与晋战河阳，胜之”（《史记·秦本纪》）。此战胜利，使秦人在心理上彻底消除了自卑感，开始以西方大国自居。孝公之后，秦国进入秦巴，占据汉中、巴蜀，将西南与西北连在一起，牢牢地控制了河、渭、江、汉的上游，形成了军事地理优势。
秦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陕南长期属于秦的版图。秦惠王（前312）设汉中郡置西城县（遗址在今安康市汉江北岸中渡台），郡治初设南郑（今汉中市），西汉时迁至西城。横亘于陕南与关中之间的秦岭并不能阻挡秦人征伐，更不能阻断秦风南被。《华阳国志·蜀志》就有蜀地的婚丧祭祀习俗接受秦风影响的记述。《汉南续修郡志·风俗卷》载，褒城县民“论其声音，山南近蜀则如蜀，山北近秦则如秦”。魏晋时期，关中流民大量涌入陕南（主要是汉中和安康）。《三国志·张鲁传》载：“建安十六年春三月……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晋书·李特传》载：晋元康年间（291-299），“关西百姓入汉者数万家，十余万口”。伴随着秦地流民的大规模迁入，秦风秦俗在安康的传布愈显强劲。
秦文化上承殷、周，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启汉、唐，对汉唐文化的形成有奠基之功。秦文化强烈地体现出集权性、兼容性、功利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商鞅曾说：“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至死。”［9］故求大、求多、求名、求利，成为秦人普遍的价值观，这也开启了秦汉隋唐时代军事贵族蔑视礼法、跃马弯弓、主宰天下、出将入相的时代［10］。秦文化的熏染，使安康人在南方化文弱纤秀的气质中，植入了秦人的刚健与粗犷。接受了秦文化改造的安康人既有南方人温文秀美、机智开朗的品性，又有北方人慷慨激昂、豪放强刚的气质［11］。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汉中度过了八个月的军旅生活，对陕南的民情风俗有直接的体验，在其《山南行》一诗中就有“地近函秦气俗豪”的描述。此诗虽是陆游客居汉中南郑时所作，但用在当时安康人身上，也是合适的。
四、移民文化
人是文化的载体。在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文化的传播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自身的迁徙和流动。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文化圈的每一次扩大，几乎都与移民有关。安康地处几大行政区划的交叉和边缘地带，加之土旷人稀，这为各地移民自由占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故山川之险、蜀道之难并不能阻挡移民的涌入。
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关中，居住在今华县的郑国人逃往河南，部分则南迁来到汉中盆地建南郑邑。这是史书中关于向陕南移民的最早记录。秦灭楚的过程中，陕南人口骤减，于是关中流民大量迁徙于陕南，《华阳国志·蜀志》中就有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到四川及陕南定居的记载。鸿门宴后，被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部众约十五六万人往南郑就国。汉初，关中等地流民持续流徙陕南。公元前202年，关中受灾，曾输送数万关中饥民到蜀、汉就食，使陕南人口又有了较大增长。三国时，为避战乱，关中及甘陇一带流民涌入陕南。魏晋南北朝时，有中原及巴蜀流民迁徙于汉水流域。南宋初年，张浚为川陕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自关中撤退的军队也多入蜀汉；绍兴十年（1140），岳飞率部自中原南归，北方人民“从而南者如市”，部分被安置在汉水流域六郡；乾道三年（1167），虞允文将二万归正民众安置于秦岭以南地区。
元代战乱频仍，民众流离。明清时期，陕南又涌入了上百万的移民，使陕南山区的开发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明初，为了抚治战乱，恢复生产，朱元璋采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人力之不足。湖广、山西及江浙一带的农民被大批迁徙到河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荒芜之地。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富民也被强迫迁徙贫脊之地，其中有些富民以逃荒为名，辗转来到川陕鄂交界地区。为了加强对秦巴山区的管理，正统年间（1436-1449），明政府在秦巴山区实行“禁山”，对流民“禁不许入”。成化十二年（1476），明宪宗解除“山禁”，通过采取清理户籍、调整行政区划等措施安置流民，于三省边界地区新置白河、山阳、竹溪、郧西、南召、桐柏、伊阳七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戌，悉心抚治。明政府的弛禁和安抚政策，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作用。此后，流民源源不断进入陕南，从成化十二年（1477）到正德末，各地流民进入秦巴山区落户入籍形成高潮。
明末，天灾、兵燹持续肆虐，秦巴地区人口急剧下降。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康熙采取强制措施推行移垦政策，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的努力，历经100余年，一场涉及闽粤、湖广、江浙、湘黔等全国十几个省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运动基本完成。在移民过程中，陕南成为容纳移民数量较多的地区。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在《兴安升府疏》中说，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兴安州所属六县“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近来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皆成村落”⑤。乾隆四十七年，毕沅在《覆奏民生吏治疏》中又说：“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⑥。嘉庆二十五年（1820）陕西巡抚卓秉恬奏报：“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南江等县，陕西紫阳等县，至湖北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其地辽阔……而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⑦到嘉庆末年，聚居於南、巴老林的流民已达数以百万计。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12］22移民的持续涌入，从根本上改变了陕南的人口结构。嘉庆十八年（1813）严如熤主修的《汉中府志》载：“郡属土著无多”，“南北两山及西、凤、宁、略、留、定之属则老民十之二三，余均新民矣。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湖籍，则安徽、两广，次则河南，贵州间亦有之”。《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连缀，无礼教之防维。”［12］23成书于1934年的《续陕西通志》则称：“汉江以北者称为北坝，人民土著居多；汉江以南亦系平原，称为南坝，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户。”据《乾隆兴安府志》、叶世倬《续修兴安府志》记载，来安康的移民以湖南、湖北、四川籍客民最多，其次是河南、江西、安徽以及广东、福建籍客民。叶世倬《春日兴安舟中杂咏》（八首）云：“分符曾忆到南荆，鴃舌蛮音系我情。今日入秦仍入楚，秦山大半楚人耕。”但各省籍客民在各厅县的分布比重又有差异，如白河县“县中多湖北武昌黄州人，故有黄武会馆……河街董事多属楚北之人为之，故风气颇同鄂渚”。道光时紫阳知县江开的《紫阳竹枝词》描述了紫阳县境内“老户”与川楚移民数量对比的情况：“前明正德年辛未，设县分疆尽陡坡。老户只存三十七，至今川楚客头多。”光绪年间编纂的《旬阳乡土志》称：县内“五方之迁居者，楚郧为多，西安府次之。”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王朝发起第二次大移民，使秦巴山区迎来了最后一次移民涌入的浪潮。第二次大移民中移民多来自湖广、福建、广东、江西。很多在清初徙居苏皖鄂地区的客家人也在这次移民浪潮中举家西迁，来到了今安康境内。
明清两代的移民运动，使相对封闭落后的安康山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也使安康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湖广、闽浙为主体的移民的迁入定居，不仅促进了安康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成了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赋予了安康地域文化南北荟萃、五方杂处的特色［13］。更为重要的是，移民自强不息、克难奋进的创业精神也成为安康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儒家文化
儒学在中原兴起之时，安康属楚地。汉武帝独尊儒术，首次把儒学提升到国家哲学的地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教育开始制度化。儒家学说在安康的传播、研究和阐扬，也应始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兵燹频仍，陕南儒学不振。《梁书·儒林传》载：“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殓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放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这段文字概略地指出了汉末至南北朝儒学由盛而衰的趋势。因兵祸、天灾，安康古代文教方面的史料已多亡佚无考。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曾被誉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的安康，其文教事业在唐宋时代应该是具备一定水平的。
至元十四年（1277），金州知州唐天骥在安康创建州学。元代出现了安康史志所载科举中试第一人许应可。明以后，学校和科举制度更加规范。洪武初，石泉县学、安康县学、平利县学、旬阳县学相继建立。金州知州马大本重修州学。至成化、嘉靖年间，白河、紫阳县学也相继建立。至此，安康所辖六县县学全部建齐。县学规定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清朝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严订学规。清初的安康儒学基本维持明代的水平，未建新学，只是拨款或发动地方缙绅捐资重修因兵燹、洪灾而被毁坏的县学。乾隆以后，安康带有官办背景的书院教育在整个陕南地区比较活跃。乾隆年间，安康地区建起了安康文峰书院、旬阳敷文书院、平利锦屏书院、紫阳仙峰书院、石泉石城书院、白河天池书院、宁陕太乙书院。到光绪二年（1876），又建成了岚皋岚河书院、镇坪三山书院，这标志着安康县级书院已建齐。清代安康创建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书院所收学生分两类：一是已进学的秀才，二是县试合格的童生。清代安康除官方创建的县级书院外，还出现了由士绅学者捐建的书院。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兴安名士张鹏飞创办的关南书院，其教育教学理念为：“本之经以厚其基，扩之史以宏其材，正之濂洛关闽以端其趋，游之诗骚古文以雅其情”。清代安康各类书院聘当地名贤硕儒为山长，研习教授儒家经典，以兴贤育才为首务；学习方法主要是独立钻研、相互问答，山长答疑解惑。
学校和书院的兴起，官学和私学的互动，促进了安康文教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安康士民阶层中的传播。客观地讲，儒家思想在安康的传播对安康地域文化性格的塑造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积极作用是传导了“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和爱民、利民的仁政德治思想；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责任心；尊师重教、以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治国之本的教育为本思想；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精神；追求人格的独立完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14］32消极影响则是强化了“以做官为荣的价值观和以做官为发财手段的剥削意识；以权力为基础的等级观念；苛安忍耐、怕担风险的怯儒心理；迷信与盲从。”［14］32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安康人身上主要体现为个体性格的两面性：尊人卑己，又心有不甘；让利于人，又渴望回报；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又缺少内心的契合。
六、佛道文化
佛道兼容互尊，信众佛道并奉，是安康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
佛教是何时传入汉水流域的？由于史载阙如，已难考定。依据造型风格和纪年文字来看，在安康境内发现的佛教造像，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可见，佛教在汉水流域的传播，与佛教沿陆路向中国南方传播的进程是同步的⑧。安康本土文化学者张会鉴、李厚之二位先生认为：“东晋末至南北朝，是安康佛教大发展时期。”因为，“长江流域在南朝梁时，僧尼几达天下户口一半”，而此时“安康隶属南朝，自然也包括在其中”［15］6。在这一时期，南、北统治者大多重视并利用佛教。受世俗政权的庇佑和扶助，各种佛教学派纷纷涌现，并各立门户，彼此争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安康现存的建于南北朝时的寺庙遗迹就有白河县的白马寺、旬阳县的古清凉禅寺、汉滨区城东巴公崖上的“般若精舍”等。这说明南北朝时的安康佛事活动已比较活跃。隋唐时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统治者对佛教多持肯定和提倡的姿态。隋炀帝统一天下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转而鼓励度僧，并设置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唐太宗重视译经事业，还下诏在“交兵之处”建立佛寺以悼念亡灵、安抚人心。武则天谕令“释教官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还支持创立华严宗。唐玄宗信仰密宗，尊印度密宗高僧善无畏为“国师”和教主。由于有最高统治者强有力的扶持，佛教遂在隋唐时代“进入了宗派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16］。与佛教传播渐趋鼎盛的局面相适应，各地开始大兴佛教寺院建设，安康亦不例外。据地方史志记载，安康仅在唐初就建立佛寺6所［15］28，分别是：白河县圣母山凌空寺、白河县柳树坪双塔寺、石泉县兴坪乡法兴寺、石泉县马岭东山顶朝阳寺、旬阳县北青铜寺、安康西津渡（七里沟口）新罗寺。新罗寺（仅存遗址）与初建于唐代的双溪寺（新城北门东）、天圣寺（西关南侧）、万春寺（遗址在安康火车站北）并称安康佛教“四大丛林”。在崇佛礼佛、念佛信佛的时代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安康走出了一代禅宗大德——怀让。怀让，俗姓杜，金州安康（今汉阴）人。宋《高僧传》载，其十五岁时礼荆州玉泉寺恒景律师出家并受具足戒。后志慕禅宗，先参嵩山慧安，继参曹溪（慧能），侍奉十二年。先天二年（713）至南岳，住般若寺，弘扬慧能学说，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天宝三年（744）圆寂，唐敬宗赠谥号大慧禅师。五代以后，佛教开始由高峰向下跌落。即使如此，安康的佛教事业仍保持了一定的规模。宋明时期，安康新建或重建了一批寺庙。到了近代，佛教的传灯人物——印光法师曾于清光绪八年（1882）在安康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印光法师（1861-1940），陕西合阳人，俗姓赵，“民国四大高僧”之一，毕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对振兴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居功至伟，被后世尊为莲宗十三祖，有《印光法师文钞》《佛法修行止偏法要》《印光大师开示》《永思集》等存世。
在普通信众的观念中，佛教不光是宗教的、哲学的，更是人间化、生活化的。佛教讲通达、讲慈悲、讲忍耐、讲平等，信守以退为进、以短为长、以众为我的生活态度，以求人生顺遂自如，心性臻于完善。一首流传很广的诗偈云：“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该诗偈告诫信众，要认识自己的本性，就必须退步低头，因为“回头的世界比向前的世界更辽阔，低头的天地比抬头的天地更宽广”［17］。唯有回头、放下、忍让的世界，才能使人活得逍遥自在，才能造就前进、积极、幸福、快乐的人生。基于这一生活认知，佛教倡导对他人，要布施相助，不能坑陷毁谤；对世间，要知足感恩，不能自私贪求；对自然，要心存敬畏，不能为所欲为；对自己，要反思忏悔，不能知恶行恶。总之，佛教要求信众不能坐等阿弥陀佛的接引，而应以愿力和修行的契合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方极乐净土。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力，可以干预、引导、调节人的行为［18］。宗教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自然也释放出了自身独特的“力”。这主要包括：道德力——教化民众扬善弃恶；整合力——以普遍的价值法则引导社会成员；生态力——引导民众建构和谐的生态文化系统；凝聚力——通过共同的信仰和意识把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佛教的传播，不仅对安康地区民风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塑造安康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积极意义。可以说，在安康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佛教起到了传导慈念、净化人心、醇化风俗的作用。安康人乐山亲水、乐天知命的精神气质，自然包含着佛教文化的因子。
本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佛道之间，道教对安康地域文化的定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安康曾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关于道教的兴起，学术界正在反思讨论，已有的观点一般认为，东汉末，巴陵人张修创立的五斗米道是中国早期道教的源头。张角发动太平道起义后，张修也在巴郡起兵。《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益州牧刘焉为割据一方，派督义司马张鲁带兵与张修同击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后，张鲁又杀张修，夺其兵众。张鲁继续在汉中一带传播五斗米道，并自称“师君”，雄据汉中（包括今汉中和安康）近三十年。《三国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19］160《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载：“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通道，其或不愈，则为不通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19］161张鲁统治今汉中、安康一带，使五斗米道得到了很大发展。至魏晋时期，经葛洪等人的理论改造，道教才逐渐由尊巫鬼的原始道教转变为求长生的神仙道教。
因安康是中国原始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故安康境内的神仙传说和道教遗迹较多。著名的道教历史文献、东汉碑刻《仙人唐公房碑》载，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汉中郡（治西城，今安康）郡吏唐公房，一天在城固老家遇到一位修仙得道的真人，遂拜这位真人为师，并给真人送去鲜美的瓜果，真人感其诚心，赐其神药。服药之后，能“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府在西成，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徕，转景即至，阖郡惊焉”。汉中郡守跟公房学道，“公房顷无所进”。郡守怒，“敕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公房问：“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備然与之俱去”。诚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地理巨著《水经注》、宋代欧阳修《欧阳文忠集》中，都载有这个异闻。《水经注·沔水》云：“……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学道成仙，入云台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狗吠云中。惟以鼠恶，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肠胃更生，故时人谓之唐鼠也。……百姓为之立庙于其处也，刊石立碑，表述灵异。”［20］
黄巢起义后，政局混乱，藩镇割据，政权更替频繁，许多道教宫观毁于战火，道士星散，经书零落，曾经兴盛一时的官方正统道教受到沉重打击。为躲避战乱，从晚唐至五代期间，许多文人儒士和失意的王公显贵隐遁山林，混迹市廛，其中一些人因好道教仙术，而成为道士。这些人中，就有对后来道教发展影响甚大的吕洞宾、陈抟等。吕洞宾度郭尚灶的故事在安康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安康最早记载吕洞宾仙迹的文字是明嘉靖年间金州判官刘阁所撰《游香溪牛山记》，记中云：“……度香溪入崇山中，有石洞，相传吕洞宾郭尚灶传道兹洞。洞前有石棋枰及子，人不敢取”。《康熙兴安州志》载：“郭尚灶，一名郭马儿，卖酒翠光台下。有道人吕姓，在柴扉道院中。往来上灶店中饮，上灶不取一文。如是数年，道人授一丸，投龙窝水中即成酒。道人去后，数年复来，携上灶往香溪炼丹，浴于销金池中，从翠光台端飞去。”康熙时，兴安知府王希舜撰写的《回龙观碑》（现存安康市西关金川街），也记述了吕洞宾留在安康的传说：“云水真人即世所称吕纯阳子也。自黄鹤楼飞渡而后，常往来于郡南之香溪，奇踪奇迹，载在郡乘者，如参黄龙、接郑太守、度郭尚灶，皆在上下数十里间。昔有乩仙诗云：‘来往八千须八日，金州南畔有柴扉。’而真人度郭尚灶乃其地也”。
北宋熙宁年间，道教南派创始人张伯端曾在安康境内修行悟道。明《历代神仙通鉴》载：“（张伯端）择兴安府之汉阴山中修行。”《道光紫阳县志》载：“紫阳洞，县南岸，真人张平叔面壁处。”张伯端在紫阳县瓮儿山仙人洞修道时完成的《悟真篇》，总结北宋之前的道家内丹思想，为丹道集大成之作。张伯端还在安康完成了《金丹四百字》，与《悟真篇》相为表里。
周作人认为：“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21］许地山也曾指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22］道教对安康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刻、更直接的。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了安康人在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中求乐、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安康人热爱生活、洒脱淡然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安康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培养了安康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涵养出安康地域文化性格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成分。道教对安康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安康乡土民俗和民间信仰之中，如安康人对城隍、土地、山神、灶君之崇拜和祭祀，春节时贴门神、灶马、画桃符，在进行建房、出行、丧葬、嫁娶、下种、买卖等活动时选择吉日，等等。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安康城区的香溪洞玉皇殿和东药王殿、紫阳的擂鼓台、汉阴的两合崖道观，至今仍是安康著名的道教活动场所。
七、结语
辨识并复原地域文化基因图谱，是厘清地域文化源流、掌握地域精神根脉的前提，也是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学术工程。地域文化基因图谱如果混沌一片，地域文化符码的提炼和阐释工作就会出现盲目化、碎片化、空泛化等问题，凝聚地域文化建设共识、重构地缘文化自信的根基就不牢固。同样，如果地域文化学者的头脑中缺少地域文化基因图谱的概念，那么，其对地域文化精神特征的揭示就可能有失客观准确，甚至可能导致学理或史料方面的谬误发生。总之，地域文化基因图谱不清晰，则地域文化研究的推进就乏力。本文提出辨识并复原安康地域文化基因图谱这一研究论题，旨在厘清源流，整合重构安康现代文化标识，同时也是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进而以期引起广泛深入的学术争鸣。
注：
①出自《礼记·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②范文澜先生把中国上古文化划分为“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重人事的、现实主义的、黄河流域的史官文化“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他同时认为，“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详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第八节“散文与诗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③语出《楚辞·招魂》。王逸注：苦﹐豉也。”一说：“所谓大苦﹐盖苦味之甚者耳。”（洪兴祖补注）
④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
⑤引自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
⑥引自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⑦引自《清宣宗实录》卷十。
⑧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主要的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一是西汉安帝时传入说。如果综合这两种说法，则佛教的初传当在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时。详见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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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