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11期
论文导读
武术文化生产即为社会大众提供武术及其相关的文化产品，在此过程中武术文化的意义也得以呈现、传播和传承。武术中丰富的技术实体及其蕴含的的独特意义——技法，凸显了武术作为文化的特殊性与存在价值，也使武术文化生产具有了本质上的可能性（属性区分）与必然性（使命所在）。现阶段有关武术文化生产的专题研究，包括了武术本体研究与武术外延文化生产研究，但从技术意义的角度尤其是将武术技术意义与武术文化生产相联系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探索技术意义基础上的武术文化生产，有助于在当代社会弘扬武术文化进而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基于此，本文以武术技术意义的本体诠释为基础，以文化生产理论为引领，从前提、实践、使命三方面阐述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研究得出：武术技法作为对武术技术动作的规范，是武术“练”与“打”的理论基础，对技法的深刻把握是认知武术技术、发掘技术意义的前提；文化资本积累、武打影视实践、教育与研究构成了武术文化生产的主要领域；武术技术意义是武术文化生产的核心。
武术文化需要不断进行生产、再生产才能更加博大精深，也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对武术技术意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扩充武术文化容量、提升其品质的根本途径，亦是使武术文化服务于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重要落脚点。
第一作者简介
刘文武，1982年生，山东济南人。12岁开始习武，1999年入选省体工队，国家武术套路一级运动员。本科和博士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曾在河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现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教授（人才引进），中国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河南省博士后基金课题一等资助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等。出版专著《当代社会武术发展研究》。以独立作者/第一作者在体育类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通信作者简介
韩丽云，1968年生，山西太原人。武术武英级运动员，武术套路七段，武术套路国家级裁判员。曾任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套路院队教练员，现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教授。发表《中外选手对传统武术节的认知差异研究》等学术论文10余篇，参编《中国武术》《中国武术传统器械套路精选》等。
本文引用格式
刘文武，徐小良，赵泽浩，等.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11):51-60
基于技术意化的武术文化生产
“文化生产”这一概念是随着文化学、文化传播学，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而为人熟知的。从社会实践看，文化生产其实同文化一样古老。文化生产是文化在广义的社会生产层面的一种呈现、传播与传承形式。在广义上，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方式；在狭义上，文化则专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文化生产之所以伴同文化而发生，其意义在于呈现、传播与传承文化本身的意义。“文化的学术概念演化表明，文化是精神价值的载体，依规律和惯性运行和传承，在本质上是各种符号表象背后隐含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文化研究不是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而是一门探讨意义的解释科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人类是意义的动物，文化就是意义之网”。在号称中华文化百经之首的《易经》中早有“立象以尽意”的概念，“立象”之目的是“尽意”，即表达人之思想和心意；先秦百家争鸣集大成者、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则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观点，与《易经》可谓一脉相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国粹甚多。中华武术则是国粹中之奇葩。相关研究表明，武术文化更多地属于狭义文化即“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范畴。在此层面，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关于教育社会学的学说适配于中国传统武术的社会学传播：武术文化若要发扬光大，除对原有的历史遗存进行梳理拔萃、推广传播外，还要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只有这样，武术文化才能既“源远”且“流长”，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
具体而言，武术文化的“再生产”是中华文化生产（呈现、传播、传承）的一种形式。武术中的“南拳北腿、东枪西棍、内外家拳术、十八般兵器”等丰富的技术实体，其符号属性除了是连接着变化无穷的肢体动作外，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独特的意义——技法，而此构成了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品类（无论是立足国际与他国同类文化形态相比，还是立足国内与其他本土文化形态相较）即“武术文化”的核心质素。乔玉成等指出，“只有‘技术’中的文化才是彰显中国武术特色以及区别于中国其他文化形态（如中医、书法、古建筑、京剧等）的关键”。这种身体实践的指导思想或称“行为驱动器”，是身体实践技术背后的、有关于人（技术创造者）对这一技术创造或改进的意义表达。正如明代著名武术家程宗猷所言：“古人制艺必立一意。”武术技术为“艺”的外显形态，内在以“技法”所蕴含的意义为支撑，如此才得以凸显武术作为文化的特殊性与存在价值；同时，也得以使武术文化生产具有本质上的可能性（属性区分）与必然性（使命所在）。
目前有关武术文化的研究虽多，但从技术意义的角度尤其是将武术技术意义与武术文化生产相联系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笔者尝试对“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这一论题进行初步探索，为在当代社会弘扬武术文化进而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笔者论述的内在逻辑是：既然文化本身蕴含的意义使文化生产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需，那么作为一种文化，武术文化蕴含的意义使武术文化生产具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武术文化的意义蕴含于武术技术即“技法”之中，这是武术得以实现文化生产（呈现、传播与传承）的根本。基于此，笔者以武术技术意义的本体诠释为基础，以文化生产理论为引领，从以下三方面阐述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一是在武术作为官方建制所“存身”的体育领域，武术技术意义是武术的“文化资本”，是武术与其他体育运动重要的文化区别；二是在武术备受喜爱的大众文化领域，武打影视是武术文化生产的大众实践，而武术技术意义是武打影视艺术的“源头活水”；三是在武术具有历史和现实文化价值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厘清并传承武术技术意义是其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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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技术意义的本体诠释
1.1 武术技术的攻防本质
武术技术是一种身体符号，基于肢体动作，首先呈现着表象的内容。符号并非仅指向事物自身的表象内容，“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经符号这一形式而传达出的是事物内在的意义。卡西尔指出，“意义是符号的本质，更是抽象的符号表象下的内容所在”。武术技术这一身体符号表象内容之下蕴含着怎样的意义？为此，应从武术技术本体即技法入手进行研究。武术技法既是身体动作的规范，也是传递文化意义的方式。有了技法的规定，武术动作的“身体符号”才具有了与其相匹配的“意义系统”，从而打通形下与形上，连接器与道，形成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文化形态。
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繁多拳种，显示了全面的技法：“头打起落随足走，起而未起占中央，脚踏中门抢地位”、“拳去不回，三盘齐到，步步贴进”的全盘式技法；八极拳“拖步、熊步、换步”、心意拳“快步、寸步、践步”等步法；少林拳“牵缘手、沉海手、贯膛手”、苌家拳“掩手、荡手”等手法。在局部、全面的技法之外，又有专于技击的经验性理论技法，如《打拳须知》《得门而入论》；专于身体、套路训练的技法理论，如心意拳八字、九歌、十六注，太极拳身法十要、练法十要及十八在诀等。虽然单个拳种可能侧重于某方面的攻防技法，但众多拳种的汇集体现的是“中国武术人对‘身体攻防’思维方式的真正体现”。中国武术这种由表及里、由总而分、由练至打的技法精要，共同构成了武术独具一格的技法本质——攻防。
无论是单势动作的简单对抗，还是开放型的全面对抗，肢体动作的生搬硬套，只追求招式就是在割裂技术符号与技术意义的内在关联性。攻防技法的掌握既是实现对抗的基本前提，也是提升对抗能力的重要保证。如马步架打技术的攻防实现，对如何架掌防守、冲拳攻击、下盘高低等方法的掌握都是最基本的。再如开放型的对抗，“远踢、近打、贴身靠（摔）”“手与足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的实战攻防技法亦是基础。中国武术众多拳种都有其技击侧重，诸如八极拳的贴身近战、太极拳的引进落空等都是各自的核心攻防技法。
武术中还有着诸多间接运用于攻防的技法，如身体结构上的技法要求，对人体“梢节、中节、根节”的三节划分与“上盘、中盘、下盘”的三盘划分。各拳种又有各自独特的入门练法，正所谓“入门先找形，练功不忘形”，拳种入门时对技法的规范掌握是为之后的攻防技击奠基。如形意拳“一要塌腰，二要缩肩，三要扣胸，四要顶，五要提，六横顺要知清，七起钻落翻要分明”的拳术练法，戴氏心意拳身、肩、肱、手、指、股、足、舌、肛的练法九事。练法之外又有中国武术独特的桩功技法，如意拳的技击桩与养生桩功法等。此类拳种划分下的技法偏重于拳术训练的基础技术规定，虽与攻防技术无直接联系，但出于武术本质属性的规约与当代多元的价值功能诉求，凸显出了武术文化之特色。
武术拳种中繁多的手法、腿法、身法、拳术练法、打法等技法流传至今，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同时，“学拳须明理，理通拳法精”等武学名言，也揭示着技法之于技术的助力作用。总之，作为武术技术的根本支撑，武术技法是武术技术意义的内涵。攻防是武术技法的本质特征，是武术技法的“圆心点”，也是武术本质的核心要素。其他间接服务于攻防这个“圆心点”的技法内容，则因价值功能的侧重取向而含有各自的技术意义，是为武术技法整体的“外圆”。
1.2 武术技术的意义维度
《说文解字注》释“意”为“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释“义”则为“与善、美同意。宜寄切”。“意”，突出人内心的思维表达，是指导外部行动的内在动力；“义”，则侧重“善”（美好）之外部规训。显而易见，前者为内在心声，后者为外在表现，两者内外统一。从现代通识的角度看，“意义”一词有2种释义：一为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所表达的内容；二为作用与价值。
作为一个外延极为广泛、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意义”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各领域都被深入研究。于分析哲学而言，在传统认知中将“意义”更多地作为对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认知反映。在语言学领域，从语义、语用层面等对“意义”一词有着众多研究，如：利奇归纳的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等7种意义；Ogden和Richards提出语义三角学说，指出词、意义和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将意义与概念明确划分，发展出语义梯形等成果。诸如此类研究都将“意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实在。同时，在现象解释学的存在主义对“意义”的相关研究中，则认为意义作为一种非独立的客观实在与文本、人的存在相联系，“在主体对文本认识之前，意义只具有潜存的可能性，只有当处于某个视域中的主体和文本的境遇融合时，理解得以发生，意义得以形成” ，意义的发生需要主体的诠释。
杨国荣扬弃了上述某种单一向度下的对意义的研究，从更广泛、更本源层面进行论述并指出，意义源于成己与成物的二重性，呈现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以理解之维与价值之维为具体内容。理解之维，指“理解—认知”维度，其意义首先与广义的符号相联系，并以符号的含义为其存在形态；价值之维，指“目的—价值”维度，内含于人化的存在中。两者间又有着内在关联性。这为本文技法作为武术技术意义核心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作为“非语言符号”的表达方式——表象内容，武术技术所呈现的技术意义首先涉及上述的“理解—认知”维度：无论是单势技术的实战功能还是套路技术的表演等艺术性质，意义的发生都以对武术技术的基本理解与认知为前提。对于毫无武术基本知识的人而言，自然不会认为竞技套路舒展大方、高跳纵横的动作中存在攻防本质的技术意义，更多的则是因人而异的直观感受，如觉得美观如“中国式体操”，或是其“起、承、转、合”的程式化特点、写意化的表达以及配乐颇似“戏曲舞蹈”。此外，“目的—价值”维度也交织于对武术的理解与认知之中，如有人认为“高跳纵横”的竞技武术没有技击能力（攻防的本质特征），不是武术。对于“武术应有技击能力”就是个人对武术的“目的—价值”意义认知；竞技武术没有其所认为的技击能力，对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
“认知与评价的相关性，也从一个方面规定着理解认知层面的意义与目的价值层面的意义之间的关联。”因此，武术技术的“理解—认知”维度与“目的—价值”维度的意义之间也就有着共同的本质的技术意义——攻防。“武术，讲武之术，它根本的东西是‘攻防’，离开了攻防就谈不上是‘武术’。”无论是竞技武术的表演套路、学校武术的武术操或是大众武术的健身套路等，对价值功能的单向度侧重并不会、也不能打破武术技术的攻防内核。如学校武术操《功夫青春》，虽然呈广播体操形式，但仍以武术动作为载体、技击方法为灵魂，涵盖了踢打摔拿基本武术技法，单势动作的攻防含义明确，且创新出攻防对打的技术动作。竞技武术套路在“体操化”倾向下，编排与演练则被众多学者所批判，而纠偏的方向就是对于技术动作攻防含义的明确表达。
技法作为对武术技术的动作规范，是武术“练”与“打”的理论基础。对技法的深刻把握是认知武术技术、发掘技术意义的前提。只有“明理法”，才能使“所有武术动作都成为不可随意为之的有讲究的活动”；也只有经过对技法的实践运用，把握武术技术意义的内涵，才能明了“武”之为武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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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前提、实践与使命
文化生产是以文化学的视野审视和阐述文化商品的生产机制，以此扩展纯粹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模式，实现文化领域与生产领域的沟通合作。武术文化生产的对象包括文学作品、影视艺术、音乐文本、体育事件等。文化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武术文化生产即为社会大众提供武术及其相关的文化产品，在此过程中武术文化的意义也得以呈现、传播和传承。现阶段有关武术文化生产的专题研究，包括了武术本体研究与武术外延文化生产研究，如动物“仿生性”武术技术生产、武术门户生产、武侠电影、功夫舞台剧等的相关研究。从整体而言，研究成果较多，但有待对武术文化生产的概念、本质、外延等进行高质量的深层研究。戴国斌将武术文化生产区分为狭义的专业文化生产与广义的非专业文化生产：狭义的专业文化生产以对武术身体符号的探索与传播为主线；广义的非专业文化生产则着重于武术文化的衍生品，如影视、文学等。下文基于技术意义，从武术文化生产的前提、实践与使命三方面进行阐述。
2.1 技术意义是武术文化生产具备“文化资本”的前提
“文化生产作为一种生产类型，必须有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时它又是文化类型的生产，更需要文化资本的积累。”基于技术意义进行武术文化生产的重要前提就是武术有着足够的文化资本，而由于项目的民族性与特殊性，这种文化资本也成了武术区别于其他项目的独特标志。
因武术与其他运动项目都以肢体动作为载体，且都以强身健体为直接目标追求，所以同被归属于体育范畴。然而，不同的体育活动因地域、社会、历史、风俗等方面的不同，在文化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风格趣味上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别。从地域而言，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东西方巨大空间距离的体育活动上（如中国武术与西方拳击之不同），而且也表现在中国与其相近民族国家的体育活动上（如中国武术与同属东方文化体系的韩国跆拳道、日本空手道之差异）。文化资本的积累即是在这样的基于技术意义的文化差别上实现与凸显的。
从技术本身而言，不同地域体育活动间的差别一方面表现在技术动作的表象内容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技术动作符号背后的意义内涵上。如前所述，武术的技术意义蕴含于技法之中，而攻防是其本质特征。没有技法支撑的技术呈现（具有攻防本质的肢体动作），与世界其他武技相比也就缺失了中国武术特色。无论是在西方文化下土生土长的拳击，还是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跆拳道、空手道等武技项目，其国际化传播的重要经验就是本项目对“技击”属性的牢牢把握与身体技术上对“真实性对手”的保留。有学者通过对中西方竞赛武技的对比研究指出，武术技击体系的缺失是武术发展遭遇障碍的主要原因。中国武术以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技击性”这一根本性质上本就存在着劣势，对套路动作的技术意义阐释也就变得尤为必要。此外，世界同类武技虽都以攻防为根本，但项目的差异性与竞技的功利化导致其内在的技术意义大多“偏于一隅”，如：拳击限于上肢动作，其技法主要围绕上肢动作的有效击打构建，而步法等都服务于上肢击打；跆拳道对远距离、中距离、近距离、贴靠距离的技术总结则只服务于腿部的有效击打。武术的技术意义之广博、技法经验之独特为世界上任何武技类项目所无法比拟。
西方拳击的拳法与中国武术的拳法在种类和风格上都有明显差异。拳击运动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技术理念关于人格、秩序、规则的强烈影响，较早地出现了拳击规则，并不断加以科学化完善，完成了拳击运动的体育化。规则导向下的拳击有着更为明确的胜负观与技术制约，从而使技术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消耗获取最大的效率为发展方向，其技术也以简捷、高效的直拳、摆拳、勾拳为最佳。中国武术自脱离于军事而独立存在后，其价值即由原来单一的军事杀伐转变为修身、养生、表演等多元化取向。价值取向的向外延展导致技术形式即动作符号的多样化改造，新的技术形式又不可避免地被彼时的社会主流文化所影响，逐渐形成了繁多的包含儒家、道家、兵家等传统文化内涵的拳种。
拳击自始至终追求取胜的价值唯一性，使其技术背后的意义由“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理念而生发出精简、实用的原则。职业拳击同竞技拳击在技术上虽无较大差别，但其技术背后的意义则充斥着资本主义的物欲阴影，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使拳击成为“毫无人性的搏斗”。武术技术意义的表达伴随历史发展的“层累效应”和近现代以降东西方文化融合而被赋予了更加多元的功能向度，但作为“拳”而非“操”的本质规定性使其主要围绕“攻防技法”而展开，技术动作的运行也以此为准绳。“若没有了技术动作中的‘技击之本意’，武术动作外在的‘形’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术技术，它只会成为一种没有灵魂的躯壳运动，而它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只能在肢体运动中烟消云散。”正因如此，在武术拳势动作中，既能看到“发需走直线，一点见真功”的直线进攻性动作，也能看到“圆、弧、曲、切”等引化拿发技术；在由拳势组成的拳架（套路）编排中，既有“拳打一条线”“硬打硬进无遮拦”式的强攻性技法要求，也有“拳打四方”“侧门走化”“剑走偏锋”等斜线或曲线运动线路选择；在对攻防含义有着不同理解的各家拳派中，既有劈挂拳的“两臂条直，放长击远”，也有少林拳的“曲而不曲，直而不直”，既有南派拳法的“来留去送，连消带打”，也有醉拳的“踉踉跄跄，以侧取势”。
与拳击不同之处在于，武术除了上述直接出自技击的攻防技法外，还存在着间接服务于技击，且夹杂不同文化内涵的拳术训练技法，如“步如猫行，圆转如意，连绵不断”的太极拳技法，“搬拦截扣，推托带领”的八卦掌技法，等等。此外，还有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运用联想、比附、推导等思维方法所构建起的“技击乌托邦”。由于受到中国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如农耕文明背景下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无法开发出用之于徒手技击实战的“护具”）、文化因素（如在“和为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伦理思想影响下，引申出技击实战的变异体——说招喂手、点到为止、不用全力以及各种“粘连性”技击技术）的影响，产生出的武术“全新技术”，我们可将其称为武术所独有的“软技击”形式。
在文化差异下的攻防思维、表现形式以及在拳种差异下的训练体系等，于对照中展现着中国武术技术意义的丰富性，进行着武术的“文化资本的积累”，也使得武术截然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这就为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提供了文化内容与意义支撑，从而使武术文化生产具备了前提。
2.2 “武打影视”是武术文化生产基于技术意义的重要实践
最具代表性的基于技术意义的武术文化生产实践成果应是影视、文学作品。世界各国虽都有属于自己的武技形式，也都围绕本民族武技生产了或多或少的影视、文学作品，但唯有中国武术能够作为文学和影视创作素材成就一种专门的艺术类型——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张翼飞指出，从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圈的影响力看，真正能够蜚声国际影坛的中国电影大多为武侠题材作品，如《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一代宗师》等，还有李小龙系列电影、成龙系列电影、李连杰系列电影等，其中不乏经典，成为数代人脑海中的深刻记忆。这些具有“中国武术特色”的文化生产成果显示着武术独特的攻防技法本质及其“高于生活”的攻防表现新形态，使武术通过跨界融合后借助大众传媒迅速进行全球性传播。
在此实践层面的武术文化生产中，传播形式及过程最夺人眼球（影视传播的关键）的元素为武术之“打”，即武打。如果以影视创作讨论此种武术文化生产实践，那么武打则可被视作“命脉”。武打是将武术技术意义的攻防要素最直观展现的身体符号，是众多武术影视创作的核心元素。武打的影视艺术表现前提就是对“打”这一符号背后的攻防技法有着深刻把握，“打”的行为过程是对攻防技法的现实展现，即文化生产实践。此外，由“打”之艺术实践所诞生的伦理道德则反过来影响武术的技术意义而助力武术文化生产更趋自洽和理想化。
（1）武打的艺术创作。“‘打’是武术技击的通俗说法。一直以来，它既被认为是武术的主体命脉，也被武林人士奉为武术的主要价值诉求。”从武术技术本体看，这种技术创造不仅需要身体实践的支持，也需要技术创造者在武术认知上具有一定的储备——技术创造者首先必须懂武术，知晓武术技法的属性和运动规律。这样才能使其创造的技术不脱离武术技术的范围，以区别于那些随意为之、胡作乱为的肢体动作或是纯以追求艺术表现力为目标的“舞术”，并能得到武术界同行认可。蔡龙云在谈到武术中与“击”（技击实战）相对的“舞”（套路）的创作时指出，“‘武术艺术’的创作必须在各种技击特点和技击规律中去吸取素材，所以这些创作家们也必然是个懂得技击的人物”。这也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之一，如戏曲梨园行话“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齐白石关于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名言，亦旨在说明艺术创作虽然要高于现实，但如果完全脱离现实应不是好的艺术作品。武术技术创造者对武术技法的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把握，实质上就是发掘和传播武术技术意义的自觉。特别是武术技术之攻防含义和技击可能性乃是武术技术意义系统中最主要的元素。只有明了武术技术动作的攻防含义和技击意向，并在日积月累中不断提升对武术技法的属性和运动规律的把握能力，在对武打进行艺术创作（套招动作设计）时才能更好地实现迁移利用，进而创作出既不脱离武术的“真实的生活”又对其实现超越的武打艺术作品。王三等通过对李连杰、成龙、洪金宝等武打影星成长经历的研究，总结出表演（武术）专业人才的成长规律是“先武打表演后编导创作”（打—演—编—导）。无疑，其创作武打的前提是把握住了武术的技术意义，即武术技法的攻防本质。反之，以武打为核心元素的影视艺术，同时也就是武术基于技术意义的文化生产实践。
纵观武术史，诸多拳种技术的成型期皆在“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世界各门各类武技被“曝晒”于同一个竞技场域内进行公开、透明、真实的比武较技的时代语境（现当代）之前，即交通、传媒落后的农耕文明阶段。这为中国武术各拳种可以“关门闭户”，展开自己关于武打的各种想象提供了特有的时空条件；而由护具缺乏所产生的点到为止、拆招讲法、沉潜把玩代替“拳拳到肉”的真打实战，则为天马行空般展开武打想象提供了“乌托邦式”实践支撑。点到为止、拆招讲法的“条件性对手”和纵横捭阖、驰骋遐思的“想象性对手”，而非寸步不让、不遗余力的“真实性对手”，为武术技术的差异化生产营造了广阔的时空条件——对手的条件性和想象性赋予了武术技术创造者技术运用上的更大自由，从而令很多在真实性对手面前无法施展的技术具有了发挥的可能性。只要各门各派的武术人具有足够的推导、发散的思维能力，对于可能性武打的想象就可以创造出花样迭新的门户武术技术。这在很多有关流派创拳经历的载述材料中得到了证明。通过对部分拳种技术的考察也发现，不少技术动作只是构成了理论层面上的攻防可能，其对手的设定通常只能是静止不动并顺从自己的意图，即性质上完全是条件性的；如果运用于真打实战，则不免生硬可笑，搏击技术的完全变形令即便是“有形练，无形打”的解释也很牵强。令人欣慰的是，武打影视艺术的创作恰恰契合了武术技术这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在大众文化层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普遍具有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需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生产的范式。
（2）武打的伦理道德。从“打”这一行为本身而言，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暴力本能的显现。人类社会用于维持自身延续继替的秩序法则，不断改变着“打”的内容和表现方式——特别是在军事范畴以外的广阔天地中。戴国斌将武术之“打”被“文化”的过程提炼为“文明化、伦理化和理想化”的过程。最明显的莫过于赋予它文明属性，所谓“以道临战”，将其编织进社会法制和伦理道德之网：维护正义之“打”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褒奖和颂扬，非正义之“打”则会被社会舆论所贬斥和惩罚。
落实在武打影视艺术层面，武打的“高下之争本身具有强劲的叙事动力，能够埋下伏笔和悬念，推动并催促着故事向前发展”，而在人们赋予武打伦理道德的过程中，更获得了故事衍生的无限可能，成为艺术创作者竞相取材的“源头活水”。被誉为武侠电影“中兴者”的徐皓峰，其近年来担任导演或编剧的多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在普遍低迷的武侠电影市场中异军突起，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明清和民国时期武林的规矩，以及传统武术人的格调和品局，让人耳目一新，回味悠长。他所“树立的武士和武行的形象，创造性地在后纯文学时代重新发明了武侠文学，至少在武侠文化领域成为横绝一时的人物”。电影《霍元甲》也巧妙地运用“暴力美学”将武打的伦理道德完美呈现：为挽回民族尊严、重振国人精神而毅然上擂比武，宁死无悔。在影片中，与奥比因对擂时的搭脚救人，与田中刀棍比武时的兵器互换等，展示了武术人所推崇的“德为艺先”价值观；影片最后国人“自强不息”的呐喊，更是将这种伦理道德的呈现推至高潮。武打也由此升华为一种爱国、自强的文化符号。这样的武术文化生产成果中所呈现和宣扬的伦理道德，反过来又影响武术人的行为举止，对其进行文化规训，从而产生更加丰富的武术技术意义，进一步助力武术文化生产。
正是在这种双向化的文化生产实践中，武术技术意义与武术文化生产得以有多层次、多价值、富有艺术气息又接地气的广泛传播，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2.3 教育与研究是武术文化生产的重要使命
《周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为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而其作用和功能，则在于‘化人’，‘化人’和教化就是目的。”作为文化的武术，其使命也是要通过历史传承，造福于人并由之而获得自身发展。在当代武术门户生产失落而国家生产崛起的现实下，武术技术动作的泛美主义倾向愈演愈烈。武术套路千篇一律地进行“工业化生产”，不明其法，不晓其理，一味迎合西方量化审美标准，导致了现代武术定位的摇摆不定与武术传承的断层。作为武术文化内涵的“意象”和武之为“武”的现实抓手，武术技术意义无论是对于武术现状的改变还是对于未来的传承都有着重要意义；而传承包含着发展与改变，是武术文化生产的使命。因此，下文从教学和研究这2个主流传承方面进行探析。
江百龙指出，“武术教学中对学生从激发内在感情上下功夫，即理解技击性体会真实感，理解力学顺劲体会节奏感，能为有意识记后的联想再认和重现创造有利条件”。这即要求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理解和体会武术技术动作中蕴含着的意义，如此方能让学生深层地且有“内在感情”地感受与习得武术。因此，“技术意义是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特色内容”，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层面来理解：①在共时性的武术文化传承过程中，除掌握技术之外，还要“知其理，晓其势，明其法”，做到知而习之。从武术修为进阶的历时性而言，技能的提高与对技术理解的深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二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武者武学修为不断提升的合力。“明理知法”历来是武术界在传习技法时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仍具有时代价值，需要择善固守。②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渗透，与“短平快”的推广模式和“标准化”的技术尺度相悖，武术技术背后丰富的思想、理念和方法（意义）等严重丢失，以致现在在表层的武术传承实践中，很难在现场真切地感受到武术技术的文化力量。其实，武术技术中所蕴含的意义系统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文化力量并未消失，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因受压抑而隐匿；它本身所具有的“自愈机制”会令其再次发挥出艳丽的“光芒”。③作为当前武术文化传承重要阵地的课堂理论讲授，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武术所形成的宏观文化背景分析上，或以武术论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个思想观点，或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个思想观点解读武术。这些用于理解武术文化特点、内涵等的背景知识固然必要，但以儒、道、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是为每个中华文化子项所通用的，如“天人合一”“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等思想在中医、戏曲、绘画、书法、音乐中都有体现，绝非武术所独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的观点，武术文化的特色内容（不仅与来自异文化圈的国外同类项目相比，还要与出自相同文化土壤的其他中华传统文化子项相较），只能源出于为武术所独有的特殊实践，从特殊实践中提炼特殊理论内涵。笔者认为，武术的特殊实践即武术技术的训练体系既有别于国外同类项目，也不同于国内其他文化类型，而从中所提炼、总结并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特殊内涵，即武术文化特殊的意义系统，蕴含于武术技法之中，包含着武术技术意义的系统化内容。
武术教学如果脱离技术意义进行讲授，无疑会导致“学形不学法”。例如，“一个大西瓜，中间分两半，你一半，我一半”是在太极拳教学中对起势、左右野马分鬃技术的形象化解读。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动作记忆或许有效，但于技术本身而言并无益处：单纯地将有形的肢体动作与武术技术动作相联系，使得起势的“虚灵顶劲、含胸拔背”，野马分鬃的挒、采等技法在形象化解读中扭曲变形甚至消失，技术的攻防意义也无从谈起。又如，有教师用“左边自由泳，右边仰泳”形容乌龙盘打的技术动作，而对于技术的用法与练法教师不知、学生不问，最后难免出现“练的人不伦不类，看的人啼笑皆非”的尴尬现象。此类现象的发生，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对技术外形（招式）的过分重视，而对技术背后的攻防技法不关心。如果武术技术“无理可依”，在不断的发展中可能会产生“不知是何物、到底有何用”的迷茫，也就难免在毫无意义的肢体动作的简单重复中消磨学生的武术兴趣。这种形式的技术教学让武术技术以“体操”“舞蹈”的错误印象锚定在学生乃至社会大众的感受之中。由此，武术技术的教学回归技击（攻防技法）、回归传统也就成为近年来学界的主流呼唤。回归技击能赋予武术技术以“武”的本质意义，纠正技术实践中的“重练不重用”；回归传统，是因为传统中有武术技术的“根”、技法规定和攻防内涵。
武术的技术意义自武术技术产生时已存在，且不断丰富，但现当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武术在技术实践中的意义已“凋零”。笔者近年来对多个地域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武术技术意义的遗失并不仅局限于官方领域（如学校教育、竞技训练领域），即便在“礼失求诸野”的民间传习中，对技术意义的了解也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一些门派武者只能对某个拳种中的部分技术意义娓娓道来，而不知其他技术意义，使得现在的很多技术动作背后的意义模糊。在访谈中，曾经走访过很多民间拳师、企图弄清楚武术技术动作来龙去脉的法国卢瓦尔河武术学校创办人Nassim Berrichi先生亦表示：一方面，有些武术技术的攻防内涵已很少有人可以破解；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技术动作不同的人往往会给出不同的意义解读，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认为的武术，不免令人困惑。最关键的是，人们普遍缺乏探寻武术技术意义的自觉意识，满足于“只讲招式、不讲招法”的传与习。武术技术意义的散存状态加大了对其搜集、发掘的难度，这需要武术界共同努力。一方面要求武术人在研究层面关注国家形势、时代征候等顶层设计的同时，也要腾出一部分精力分析晚清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眼光向下的革命”，回到武术本身，探求武术技术的原型，梳理其演变轨迹，从而发掘其蕴含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行动策略上应就近避远，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周围力所能及地开展对具体的武术技术的探索工作，并将研究所得融入教学实践中，使其得以传承、扩散，如全国学校体育联盟（中华武术）所提出的“一校一拳”教改思路。
同时，既然有些武术技术意义已经失传，或对于某个技术动作有不同解释，各有道理但有待甄别，那么研究者还应根据自己的武学知识和武术技术的具体情况（如动作名称、结构、轨迹、劲力等），进行合理推断，得出符合事实的答案。例如，笔者在对长拳中的“砸拳”技术进行调研时发现，有的被访者认为砸拳是一个并没有攻防内涵的动作，其意义就是通过动作的上下起伏、身形的开合展束、先慢后快的节奏处理、砸拳震脚的利落有声，产生“收放吞吐”“动迅静定”“击响增威”等武术美学效果；并指出在古代就有“击膊拊髀”“击皮为鼓”“踏地为节”的经验认识，既可以提高战斗气势，也具有较强的美感，即“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有的被访者则对此存疑，认为砸拳是一个具有攻防含义的动作，但其技术原型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式。现在的砸拳技术是经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竞技化”改造过的，虽然被造型化和标准化了，但其技击意向还在。笔者认为，砸拳确实具有一定的攻防含义，但在时代发展中也注入了一些美学元素。如：抡臂动作即是侧面格挡引化，属性为防；砸拳动作是正面劈击，属性为攻；只不过抡臂之格防并非原地抬右脚，而应是斜前方45°上左步跟右步抡劈，以达“直来斜防”“竖来横破”之效；砸拳之原型可能并非现在这样拳背朝下，而是拳轮朝下，因为这样击打面更小，力度更大；所砸之拳也不一定要与抡臂之掌相合，因为抡臂和砸拳2个动作已经完成了攻防叙事，最后二者相合在攻防结束后加了一个定势，以“表现造型美，衬托动态美”；砸拳震脚所产生的声响能更好地表达“架招显功，寓意神勇”，对于习练者而言更有致趣价值，对于观赏者而言更具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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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武术文化需要不断进行生产、再生产，才能更加博大精深，也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基于武术技术意义对武术文化生产的“前提”“实践”“使命”等进行探讨发现，其与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的关系，以及武术文化生产的理论体系构建仍值得不断关注和深入研究。武术文化生产所必需之“原材料”乃武术技术背后蕴含着的意义世界。正如学者所指出，“身体动作是一种象征、表述文化的符号，内蕴着对世界的认知与观念”。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寓于器”的规定，令其“现身说法”，也是文化本身摆脱空泛、走向具体的必经之途。如果把武术文化比喻为一个圆，武术技术及其背后的意义即圆心。无论这个圆扩展至多么广大，都要从此圆心出发而同时受其左右。对武术技术意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扩充武术文化容量、提升其品质的根本途径，亦是使武术文化服务于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重要落脚点。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11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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