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是否有哪位老师、哪本教科书，教过我们“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曾接受过这项教育，真到输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去躲避。躲避会让你变得杰出吗？很难。
刚才说到的最难的人，就是姚明。他是 NBA 第一位亚洲选秀状元、中国最年轻的篮协主席、“姚基金”创始人。一直以来，伴随着他的，是无数的赞美和荣誉。然而，2019 年的姚明，却遭遇了最大的质疑。男篮“世界杯”，他带领的中国队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失去直通奥运的资格。赛后，他主动揽下了全部责任。想想看，作为篮协主席经历这一切，而且偏偏那条糟糕的“推特”还是火箭队的人发的，你说他有多难？另一个，“最难的人”起码得是个男人，他的确是个男人。当比赛没有如愿获胜，有人问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他说 ：“我。”没办法，天塌下来的时候总要有高个儿的人顶着，姚明就是那个高个儿的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或许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我们如此地需要姚明。他当国家队队员的时候，我们不如现在更需要他 ；他去 NBA 打球的时候，我们不如现在更需要他 ；他当俱乐部老板的时候，我们不如现在更需要他 ；在亚运会拿到四枚篮球金牌之后的“篮协”主席姚明，我们也不如现在更需要他。天虽然没真的塌下来，我们还是希望有高个儿的人在，有姚明在。但是，对于中国的篮球、对于中国的体育、对于姚明来说，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呢？我觉得应该是。
有时候，失利会让我们去思考很多原本根本不会思考的东西。我也跟姚明说 ：“经历了这一年，你所做的事情，可能更会让大家明白它的意义和价值。”姚明有一个“姚基金”，我也是其中的理事。“姚基金”的宗旨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浓缩为四个字 ：以体育人。
这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及另一个人，蔡元培。提到这个名字，首先进入你的脑海的，大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而你是否知道，蔡元培是第一个把体育引进北京大学的人。
整整一百年前，1919 年 2 月，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完全人格”这样一个概念，而他认为完全人格的形成首先需要的是体育。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 ：“ 一切道德，殆皆非羸弱之人所能实行者。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他认为，一个人想要完成道德修养，以实现此生的使命，体育是首要的。
相隔一年，到了 1920 年，他在一场演讲中又把“完全人格”解读为“健全人格”，进一步认为通过四个“育”，才能让人们形成“健全人格”。这四个“育”是什么呢？排在第一位的是体育，第二位是智育，第三位是德育，第四位是美育。现在我们常说“德智体美劳”，“德”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当时排第一位的是体育。有可能是缺什么补什么，那时中国人还背负着“东亚病夫”之名。但是请注意，蔡元培先生并没有简单地把体育解释为“体格健壮”，他更加关注的是健全人格的形成。
于是，一百年前的秋季，1919 年入学之时，北大首先实行新生体检制度，增设体育器材和场地，随后几年，又组织成立体育委员会和体育部，恢复一度中断的校运会等。他做了很多很多。
其实，当时他的同代人也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比如胡适先生，一百多年前去美国留学，在大学校园里，自然会看到美国人玩儿最喜欢的橄榄球。第一次看的时候，置身于满场欢呼中，不适应 ；第二次仍然是从旁观察 ；到了第三次，他也不由自主地开始跟大家一起欢呼。你知道胡适先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他说 ：“我渐渐把我从中国带去的‘老人意态’丢开了，我也变少年了！”
那么，“体”是如何育人的呢？接下来我们认识第三个人：王霜。今年女足“世界杯”之前，王霜写了一篇长文，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我看了不止一遍，非常感动。在她五岁那年，父母离婚，随后父母都选择离开了武汉这座城市。离开之前，父亲把她送到了姨妈和姨父家。一个五岁的小姑娘，从一个离散的家庭走进了另一个家庭，尽管是自己的姨妈，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的内心感受。姨妈家有一个小哥哥，待她很好，更重要的是小哥哥爱踢足球，带她走进了足球的世界。
于是王霜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足球了，因为足球让我能够充分地表现自己，让别人注意到我。而这一点，在我父母刚离婚的那段时间，正是我非常需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能够和一个集体在一起，我们一起赢，一起输。无论发生什么，在球场上，你都不会是一个人。
一开始那个五岁的小女孩只能跟男孩一块儿踢球，但也就势磨炼出了自己的球技。等到她十二岁的时候，要离开武汉到北京，去参加更高级别的球队了。她不愿意离开。上火车的那一天，她一直在哭，去送她的姨父—她叫他“父亲”—很善良地骗了她一下，“别担心，你先去，我明天就来。”于是，她带着这个安慰离开了武汉，从此走上了更大的人生赛场。如果没有足球，你是否可以想象王霜如何走出她略带冰冷的童年记忆？
其实这样的感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我自己也有，或许没这么极端。如何从自卑走向自信，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我的故事虽然跟王霜的不一样，但我也始终怀着感恩的心面对体育。
我的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家乡到苏联的距离比到北京的距离近得多。1985 年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报完到之后，见到我们班的女同学，开始聊天。
女同学问 ：“你从哪儿来？”
我说 ：“我从内蒙古来。”
“你怎么来的？”
我幽了一默 ：“骑马来的。”
没想到人家接着又问了一句 ：“骑了几天哪？”
我说 ：“一个星期。”
然后我就走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几乎没再跟班里的女生聊过天。在这样的对话背后，会有一种自卑在心里生长。
但是还好，我还有球场，有体育。没过多久，我通过足球找到了我的朋友，在球场上找到了自信。又隔了没多长时间，在著名的“广院杯”男子足球赛上，我代表新闻系出战，击败了当时极强大的电视系，3 ：0，三个球都是我进的。再之后，我们班四个同学，包括我在内，代表我们系跑 4×100 米接力，我印象中就没拿过亚军，都是冠军，而且还打破了学校的纪录，我是最后一棒。在最后冲线的那一瞬间，自信是很难不回到一个男孩身上的。但是，如果没有足球，没有运动场，你想找到自信是很难的。足球场上结下的友谊更加长久。直到现在，每年我的几支球队的队员们都会相聚，从来没有中断过。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我们的球队拿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广电部冠军，而我是那届的“最佳射手”。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每年都聚。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时，作为队长，带领我们的球队为新闻中心拿到了唯一一次冠军，我也以三十七岁“高龄”的九个进球，成为那届的“最佳射手”。那时可没人让着你。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都聚，还经常一块儿踢。就在前不久，我大学时代的球友还一起踢了球，又聚在我家吃饭、喝酒，庆祝大学毕业三十周年。
在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时代，我很惊讶于运动场上结下的友情如此地牢靠。为什么？我没法用学术的语言去解读它，但是它一定会让我受益终生。
来源｜《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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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猫哥